中国人民银行 海关总署


中国人民银行、海关总署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货币出境管理办法》的通知
1993年2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海关总署

人民银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计划单列市分行，海关广东分署，各直属海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货币出入境管理办法》（国务院令108号），国务院业已公布。据此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国家货币出入境限额的公告》（见附：一），请于2月14日在各口岸对外张贴。现就贯彻执行该管理办法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人民银行要积极协助海关做好人民币入境的技术鉴定、防伪培训等工作。海关应对旅客申报携入的人民币进行抽核，发现假钞应立即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同时将情况与假钞一并报送当地人民银行。
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国家货币出入境限额的公告》规定，在开放边民互市和小额贸易的地点人民币出入境的具体限额由当地省级人民银行会同海关确定，报人民银行总行和海关总署批准后实施。并要认真开展人民币流通市场的调查研究工作，为确定合理的限额提供依据。
三、要切实维护国家货币的信誉。与当地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坚决打击伪造贩卖人民币的犯罪行为。
四、认真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货币出入境管理办法》的宣传工作。按照《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货币出入境管理办法＞的说明》（见附：二）进行宣传解释，并密切注视和收集管理办法实施的反映和情况，重要情况和问题要及时报人民银行总行和海关总署。
五、关于国家货币票据及证券出入境有关规定另行下达。

附一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国家货币出入境限额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108号令，现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货币出入境限额公告如下：
一、中国公民出入境、外国人入出境，每人每次携带的人民币限额为6000元。
二、在开放边民互市和小额贸易的地点、中国公民出入境和外国人入出境携带人民币的限额可根据实际情况由人民银行省级分行会同海关确定，报人民银行总行和海关总署批准后实施。
三、本规定自1993年3月1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行长 李贵鲜
1993年2月5日

附二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货币出入境管理办法》的说明
一、制定新的国家货币出入境管理办法的必要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国家货币出入国境办法》（下称原办法）是1951年3月6日由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的，对国家货币出入境作了禁止性规定。该规定的实施，对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此后，由于情况发生变化，从1954年起人民银行、海关总署等有关部门针对具体问题和管理工作的需要，制定了一些内部补充规定，逐渐以限额管理的办法代替了禁止性规定。因此，原办法虽未明令废止，但实际上已不再执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国家法制工作的加强，这种状况越来越显现出与形势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影响了国家行政法规的严肃性。1954年人民银行和海关总署针对原办法的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将禁止人民币出入境改为有限额出入境；1987年根据当时发行新版伍十元、壹百元大额人民币的情况，明确规定人民币限额为200元；1990年又规定亚运会期间从朝鲜入境人员携带人民币入境无限额，其他与我国有货币兑换协定国家的正式体育代表团成员每人可以携带2000元人民币。这些均属内部规定，不够规范，而且与明令公布的禁止规定是相悖的。从而使禁止人民币出入境办法早已形同虚设，影响了国家法规的严肃性、权威性。
其次，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和对外交往的需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外旅客出入境或边贸结算致使一定数量人民币出入境的事实客观存在。我出国人员出境前和入境后需用人民币支付国内食宿等费用，外籍旅客持有少量来不及或不值得再兑换本国货币的人民币，边境易货贸易的差额结算需要持有一部分人民币等，都是合乎情理和符合国际惯例的。如按原办法规定一律予以没收，显然不能适应改革开放形势和对外交往的要求。
第三，海关监管工作难度较大。前已提及，从1954年起，人民银行、海关总署等有关部门针对不同时期出现的具体问题和管理工作的要求，相应制定了一些内部掌握的限额规定。自《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由于对外公布的原办法禁止人民币出入境，而实际上则又有条件地内部掌握放行一定数额，致使人民币出入境管理陷于被动，海关对外执法无据，易引起申诉或行政诉讼，给海关监管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二、制定新的管理办法的指导思想及其主要内容是什么ⅶ
制定新的管理办法的指导思想是：适应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需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本着既维护国家利益，又有利于对外交往，简化海关手续，方便旅客正常来往和经济发展的原则，使人民币出入境管理办法更好地为改革开放服务。新的管理办法的主要内容有两点：
1．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货币出入境限额管理制度。中国公民出入境，外国人入出境每人每次携带人民币不得超过限额。
2．限额由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并予公告。
三、制定新的管理办法有什么好处ⅶ
新的管理办法规定合理的出入境限额，可使人民币出入境的管理法制化、规范化和科学化，有利于加快改革和发展市场经济。概括地讲，有五个方面的好处：
1．符合客观形势，方便旅客。出入境旅客携带部分人民币是正常和合乎情理的。在不超过限额的情况下，携带人民币出入境无须申报，既符合国际惯例、简化海关手续，又方便绝大多数旅客正常往来。
2．有利于发展边贸。目前边境贸易已从初期的以货易货发展为以货币（主要是人民币）结算为主的易货贸易。我国一些已形成规模生产能力的日用工业品，例如卡机布、灯芯绒、啤酒、小电器、自行车、缝纫机、柴油机等成了周边国家的抢手货，边贸为国内企业提供了有利的市场。
取消禁止货币出入境这个事实上不存在的禁令，更有利于边贸的发展。
3．为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创造条件。随着我国对外经济交往和旅游业的发展以及我国国际地位和人民币信誉的提高，一些国家和人民乐于接受人民币。在我国经济实力增强的情况下，有条件地放开人民币出入境限额，有利于探索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的管理经验。
4．有利于发展与港、澳、台的关系，有利于一九九七年的香港回归。目前我们与港、澳、台的民间经贸交往甚密，人员、物资往来增多，人民币出入境是不可避免的，新的管理办法有利于密切相互间的经济联系。
5．扩大出入境限额后，边境地区会形成民间汇价，这个汇价可给我们提供信号，作为官方汇价管理参考依据。
当然，扩大人民币出入境限额也可能带来一些问题，例如套汇情况会增多，假币混入更容易，人民币发行量增加等。但是，只要加强管理，有些问题是可以避免的。
四、需要说明的两个其他问题
1．关于出入境限额的确定问题。
目前的限额定为6000元／人，次，主要是根据携带人民币入境旅客一周内最低的食、宿、交通旅游等生活费用来制定的，将来根据需要再作调整。
边境地区情况各异，不便执行全国统一的限额。其具体限额规定，由各省级人民银行会同海关，参考全国统一的限额，并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适当从宽制定，报人民银行和海关总署审批后实施。
2．为什么不能取消限额，实行自由出入境问题。
这一问题可以从三方面来回答。一是货币是特殊商品，亦是国家主权的象征，有条件地限制人民币出入境的维护我国主权与尊严的需要；二是有利于防假人民币工作和维护国内政治、经济与人民生活的稳定；三是基本符合国际惯例做法。


　　死刑复核程序作为我国一项特有的程序，现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明确规定死刑核准权由最高院行使。然而实践中死刑复核程序在“收”与“放”之间几经周折反复，最终统一归位，体现了惩罚犯罪与尊重人权的结合。在学术界和实务界，死刑复核程序的方式和方法也一直是广泛关注的对象和极具争议的话题，尤其是随着人权主义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的不断发展，国际社会限制和废除死刑的呼声日益强烈，人们越来越接受“轻刑化”思想，尊重生命，尊重人权，废除死刑已是世界法律发展的大势所趋。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我国暂时保留死刑仍有不可替代的实践意义，废除死刑不可一蹴而就，作为过渡阶段的死刑复核程序在顺应时代潮流，限制死刑数量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在这一特殊时期，对死刑复核程序改革加以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定位

　　（一）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

　　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定位及程序设置，学术界争议很大，目前主要存在三种观点：

　　1、死刑复核程序属于审判程序

　　因为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把死刑复核程序放在第三编审判程序之中，显然认为它与一审、二审程序都属于审判程序。它虽然不是一个审级，但却是死刑案件经过两审终审后必不可少的一个程序。着名学者陈光中也认为“死刑复核程序是一种特殊的审判程序，应当使控辩双方积极参与到诉讼中来，但不能像普通程序一样全部开庭审理。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案件，应当分别听取检察人员、辩护人的意见”。死刑复核程序属于审判程序是目前的主流观点，但是审判程序的诉讼构造遵循的是控审分离、控辩平等、审判中立，显然死刑复核程序里面并没有控辩双方的充分参与，因此此观点也有其尴尬之处。

　　2、死刑复核属于行政性程序

　　因为死刑复核的启动方式具有行政审批的色彩，遵循自动报核、自动适用的原则，无需当事人上诉或检察院抗诉。这与审判程序中“不告不理”原则背道而驰，相比司法权的被动性，其更符合行政程序的特点。同时复核程序具有单方性，虽然在死刑复核程序中检察人员列席审判委员会，但是由于程序设置的不合理性，检察机关不能充分发挥检察监督职能，法院也无法广泛听取控诉方的意见。而且目前死刑复核案件的审理主要以案件笔录为中心，实行不开庭审理，只查阅卷宗笔录，是一种典型的办公室作业，行政审批色彩浓厚。

　　3、死刑复核是一种兼具行政性程序特点和审判程序特点的混合型程序

　　此观点认为死刑复核程序应当定位于既具有行政性程序又具有审判性程序性质的混合型程序，以控辩双方是否有异议为标准，在其启动方式与复核方式上兼具两种程序的特点：无异议的案件仍以终审法院主动报核的方式来启动死刑复核程序，反之，以异议方提请复核的方式启动程序；对双方无异义的案件采用行政性复核程序，以书面审理为主，必要时可以提审被告人和听取检察院以及辩护律师的意见，反之则采用审判性程序复核，必须实行开庭审理。笔者也倾向于此种观点，虽然在刑诉法中将其列为审判程序，但是由于其行政审批色彩浓厚，且缺乏审判程序中控辩双方的充分参与，在实践中也主要是“核”而不是“审”，因此不能将其简单列为审判程序或者行政程序，而应该从效率和公平正义角度出发，综合考量。

　　（二）死刑复核程序存在的意义

　　1、有效限制死刑数量，确保死刑案件质量

　　死刑是剥夺人生命的最严厉的刑罚，因此对死刑的适用必须慎之又慎，尽可能的充分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严格限制死刑数量，确保死刑的质量。虽然废除死刑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和认同的观点，但由于目前我国对废除死刑采取保守的态度，“杀人偿命”的思想在普通民众中仍然根深蒂固，导致我国废除死刑道路任重而道远。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贯彻“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从实体和程序上严格控制死刑数量。死刑复核程序作为一个特殊的诉讼程序，其设置的初衷就是充分保障人权，控制死刑的适用，提高死刑案件的质量。死刑复核程序通过对死刑案件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严格审查，规范了死刑适用的标准，严格控制了死刑适用范围，从程序上有效地保证了死刑适用的正确性和公正性。实践证明，自死刑复核权回收后，死刑案件的数量下降趋势尤为明显，判处死缓的人数多年来第一次超过了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人数。

　　2、充分保障人权，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

　　人权作为人之为人所享有的权利，其受保护的程序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和法治水平，因此加强对人权的司法保护已经成为法治国家的重要任务。尤其是随着人权主义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尊重生命，尊重人权，人权观念深入人心，作为人权最基本内容的生命权更是被人们所重视，因此剥夺人生命的死刑在适用上更应该持严肃谨慎的态度。死刑复核程序作为死刑案件二审终审后的特殊审核程序，通过对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进行严格审查，为死刑被告人提供了最后一次申诉和辩护的机会，有利于实现被告人的权利救济，充分体现了对生命权的尊重。同时，死刑复核权收回最高院，弥补了长久以前各地高级人民法院在死刑复核中标准不统一的缺陷，极大地限制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扩大了复核结果的统一性，有效遏制了不同法官手上“生死相异”的情形，有利于防止无辜错杀和死刑滥用，减少了冤假错案的发生。

　　3、弥补实体法缺陷，制约司法权滥用。

　　“滥施极刑从来就没有使人改恶从善。这使我去研究，在一个组织优良的社会里，死刑是否真的有益和公正？”自从意大利刑法学者贝卡里亚振聋发聩地提出废除死刑的主张以来，死刑的正当性越来越受到公众的质疑，逐步减少到废止死刑已经成为世界性趋势。而我国打击犯罪的刑事政策和民众依赖死刑的心理决定了我国立刻从实体法上废除死刑的空间非常有限。同时，我国《刑法》条文对于死刑的规定也比较粗疏，未作出明确、具体、可操作的规定，对死刑案件的审理有着巨大的自由裁量空间，无法达到限制司法权滥用，保障人权的司法目的。因此通过程序法的路径可以有效弥补实体法在死刑限制上的巨大压力和运作空间。通过对死刑案件进行严格审查，有利于保障死刑适用标准的统一性，避免审判的错误和随意化，以充分发挥死刑复核程序的纠错功能，严格限制司法权的滥用，减少滋生司法腐败的空间。

　　二、死刑复核程序实施中的缺陷

　　虽然我国设立死刑复核程序的初衷是控制死刑数量，提高死刑审判质量，贯彻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但是由于死刑复核程序立法上的漏洞和空白以及缺乏制度构建上的有效保障，导致我国死刑复核程序在实际运作中出现了诸多缺陷和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死刑复核程序在立法上存在缺陷。

　　首先，现行死刑复核程序的立法过于模糊、笼统，存在诸多漏洞，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原有的《刑事诉讼法》对于死刑复核程序的规定只有4个条文，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两个条文的规定，即第239条和第240条的规定。即使刑诉法作出了修订，但是除了对死刑复核的主体、材料的报送、审判组织，律师参与、检察监督等作了比较笼统的规定之外，现行刑事诉讼法对于报请复核的具体内容、有关死刑复核的方法、死刑复核之后的处理、死刑复核的期限等诸多内容都没有作出详细的规定。尽管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司法解释，但是并没有对死刑复核程序的完善作出实质性的改变。这与法律的严谨、周密严重不相符，也限制了死刑复核程序救济和纠错功能的发挥。

　　（二）死刑复核程序在启动和审理方式上行政化色彩浓厚。

　　根据我国刑诉法规定，死刑复核程序采取的是行政化的报送核准方式，凡属于法律规定的死刑案件在判决生效后，均应主动向最高人民法院报请核准。这种启动方式严重违背了司法被动性的原则，为保证法院审判案件时的中立性，在司法审判中遵循的是“不告不理”，即必须有当事人的上诉、抗诉、申请才能启动司法程序。而死刑复核程序却是作出死刑判决的法院直接自动报请最高院核准，是一种内部的、单方面的案件流转过程，摒弃了控辩双方的意思自治，是一种典型的办公室作业方式，行政色彩浓厚。

　　（三）死刑复核程序缺乏控辩双方的充分参与和监督。

　　在死刑复核程序中，法院提审被告人和审理案件时缺乏检察机关和辩护律师的参与，使控辩双方无法参与其中，更无法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展开辩论，不利于充分保障被告的诉讼权利和实现最后的司法救济。在法院提审被告人时，往往没有辩护律师的介入，而很多被告人并没有专业的法律知识，在死刑复核程序中为自己进行的辩护就显得苍白无力，未能充分保障其辩护权和生命权。在死刑复核程序中，辩护权是被告人诉讼权利的核心权力，但是刑法和刑诉法都只规定人民法院在一审和二审程序中承担为死刑案件指定辩护人的义务，而在死刑复核程序中被告人无权获得强制性的法律帮助权。被告人的辩护权能否得到充分保障也就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