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鹏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博士研究生



关键词: 知识产权; 支配权; 合理使用; 权利穷竭; 商标权的禁止权
内容提要: 尽管知识产权法属于民法的一部分, 但实际上其理论体系的产生、发展有极大的独立性。由于缺乏历史给养的长期积累和高度抽象的理性思维, 再加上国家之间利益争斗因素, 现有知识产权法体系还很不完善,其理论基础极为脆弱。本文从辨析知识产权与支配权的关系着手, 探索性地提出知识产权的核心权能是“控制性传播权”, 从而全面概括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的权利内容, 进而以此为基础力图对知识产权法体系加以重构。


一、重构的理由——现有体系乃非理性的产物
1. 现有知识产权法体系乃非理性的产物。原因有二:一是缺乏抽象的基本概念, 规则的制定乃就事论事, 不具有普适性; 二是规则的制定掺杂着国家之间利益争斗的因素。
知识产权法虽属于民法的一部分, 但实际上其理论体系的产生、发展有极大的独立性。就大陆法的民法体系来看,可谓逻辑严密、体系完整, 其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的要素:历史给养的长期积淀; 高度抽象的理性思维。而这两者正是现有知识产权法体系所欠缺的。
罗马法在经过长期的历史沉淀之后, 最终为以抽象和逻辑思维见长的德国法学者所吸收, 并通过诸如法律行为等一系列高度抽象的概念发展成为逻辑严密的潘德克吞体系。但知识产权乃新生事物, 在经典的五编制潘德克吞体系中, 德国民法学者并没有为其量身打造有关的规则、制度。近两三百年知识产权的发展历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历程。一方面, 其体系的建立从一开始就缺乏深厚的理论基础, 不象民法上的物权、债权等已经过一千多年的理论积累; 另一方面, 社会经济的发展又迫切需要知识产权制度。因此, 在缺乏理论指导和给养的情况下, 知识产权法只能是亦步亦趋、蹒跚前行, 其间还掺杂着不少国家之间利益争斗的因素。①相比较而言, 民法理论的发展就纯粹多了。
2. 非理性的表现。基于上述原因, 现有知识产权法体系还很不完善: 理论基础很脆弱, 建立其上的体系自然也不牢靠, 问题很多。笔者认为, 其中核心问题是“知识产权是什么权利”。这一问题在现有体系中似乎已有了答案, 但事实上, 所谓的“答案”中问题还不少。以著作权法为例, 其第10条是回答“著作权是什么权利”这一问题的。笔者试分析如下:
问题一, 为何所列的某一种具体权利内容不能适用于所有的作品? 就所有权来看, 其各项权利内容——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是普遍适用于所有的有体物的, 而著作权法第10条所列各项权利内容则多半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仅适用于某一类或几类作品。比如, 翻译权、广播权对于美术作品而言有何意义? 音乐作品的作者又何需展览权、摄制权?
问题二: 为何著作权的各项权利内容之间彼此界限不清, 逻辑关系混乱? 比如, 放映不就是一种机械表演吗, 有了表演权, 放映权是否是画蛇添足呢? 又比如, 摄制本为诸多改编方式之一种, 将其单列出来与改编权并列意义何在?
问题三: 为何著作权的权利内容需要“与时俱进”随时面临被修正的危险? 信息网络传播权入法即为适例。
问题四: 为何法律明确规定了权利内容, 但却又无法实现有效的法律规制? 例如, 复制权, 是著作权人享有的“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权利”, 未经其同意他人不得复制其作品, 否则便为侵权。这是现有立法的规定。比如, 某人很喜欢毛主席的诗作《长征》, 于是每天练字的时候都抄写二十遍。此种行为当属于“复制”无疑, 可问题是该人难道就侵犯了著作权人的复制权吗? 是否真有必要先把此种行为定性为侵权然后再借助“合理使用”制度来自圆其说呢? “复制权”的表达方式又如何能将上述行为与不法商家的盗版复制行为加以区分呢? 又如, 发行权, 乃“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可是, 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的发行行为, 比如张三买了一本书, 卖给李四, 李四又将书送给王五, 这些行为从常识上就能判断是合法行为，可是发行权的概念却不能给出合理的逻辑推论结果
于是“权利穷竭”规则又应运而生。“摸着石头过河”, 由此可见一斑。

二、重构的基础—对知识产权核心权能的概括
1、知识产权是支配权吗? 毫无疑问, 研究私权属性的知识产权不能脱离民法的理论土壤。民法理论上, 权利根据作用的不同可分为支配权、请求权、形成权、抗辩权。一直以来, 笔者在构思抽象知识产权的核心权能时都是以物权为参照, 同许多知识产权学者一样, 笔者也认为知识产权当属于支配权。以此为基础, 笔者试图概括出知识产权的各项权能。但是，由于“知识财产”的物理属性乃“有形无体”。因此，从支配权的角度来定义知识产权，困难就表现在知识财产“占有”“收益”的不可控制，“处分”的抽象，“使用”方式的无限可能，尤其是无限可能的使用方式又不都属于知识产权法意义上的“使用”范畴。
然而，笔者近来又思考：是否我们研究的出发点错误了呢？知识产权果真是支配权吗？引起笔者注意的是，物权与知识产权在权利实现方式上存在巨大差异。传统民法理论认为：物权作为支配权，权利人通过自行支配物，可直接享受物带给他的利益。比如, 我很喜欢《笑傲江湖》这套书, 买了一套, 看过好几遍, 每次阅读我都能全神贯注, 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从民法的角度来看, 此乃所有权行使的结果。可是, 对于著作权人来说, 直接支配其作品并不能给其带来多少利益。金庸先生想必不会从阅读《笑傲江湖》当中获得多少愉悦, 即使阅读也是出于修改完善的目的, 和读者阅读所获精神利益自不可相提并论。又比如, 作曲家作了一首曲子, 固然其本人在欣赏该乐曲时亦能获得一定的精神愉悦, 但对于他来说, 显然, 著作权的实现方式并不在于本人孤芳自赏, 而应该是来自于作品传播过程当中他人所获得的精神愉悦。脱离开他人, 物权人仍然能很圆满的实现其权利, 但是, 知识产权人可以吗?
由此看来, 以支配权来定位知识产权确实还存有一定问题, 不能反映知识产权的本质特征。
笔者认为, 传统的支配权、请求权、形成权、抗辩权体系其实并不能容纳下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应当为第五种权利。原因就在于, 经典民法理论成熟之际, 知识产权的有关立法和理论研究才刚刚起步, 立法者们在构建严密的民法理论体系时并没有为知识产权预留位置。因此, 如果能对知识产权的权利作用进行抽象概括, 即可构成知识产权法的重构基础。不过, 应当指出的是, 由于知识产权具有对抗不特定第三人的效力, 故仍然属于绝对权的范畴。
2、知识产权是“控制性传播权”。受知识产权是支配权的影响，笔者起初试图从“控制”（抽象的占有）的角度来把握知识产权。可是, “合法控制”与“非法控制”之间,的界限究竟在哪里? 举例来说, 翻译权, 乃“将作品从一种语言文字转换成为另一种语言文字的权利”。我们平时练习英语的翻译, 从常理即可推知, 此种翻译对于著作权人来说不需要存在加以“控制”的意义，此种翻译本身就不侵权，何以要借助“合理使用”这一制度呢？此种翻译与我们平时认同的“非法翻译”区别又在哪里呢？
撇开支配权的模式后，思路便清晰多了。知识产权的法律规制，重点不在于各种各样的知识财产的控制、利用方式，而在于知识财产的传播方式。“控制性传播权”是笔者设计的一个概念，想表达的意思主要有二：其一，知识财产的各种具体利用方式本身无需进入法律调整的视野，对知识产权进行法律规制的时候应当关注“传播”，而非“控制”和“利用”;其二，并非所有的传播方式都应当进入知识产权法的视野，只有那些实质上体现了“控制力”的传播才有加以法律规制的需要。试分析如下：
以专利权为例。
一般认为其有四个方面的权利内容：实施专利的独占性权利，禁止他人实施其专利技术的权利，处分专利的权利。假定现有一项发明专利，为带有橡皮头的铅笔。该专利公布以后，由于专利实施技术简单明了，势必会有人私自“利用”该项专利技术，利用方式有二：一是在自己的铅笔上绑定或粘上一个橡皮头;二是生产带有橡皮头的铅笔在市场上销售。对这样两种行为，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加以分析：首先，从常理来看，第一种行为方式应当是合法的，原因有二：一是此种行为属于私人领域内的活动，外界无从得知，法律无法进行有效的规制。如果立法者强行要将此种行为定性为侵权行为，则势必使该规定沦为“纸上的法律”而无法在现实生活中贯彻实施;二是此种行为给专利权人造成的影响微乎其微，法律没有必要对此做出调整。至于第二种行为方式，显然是非法的，属于侵权行为。其次，从现行立法的角度来看，则上述两种行为均属于侵权，因为专利权人有禁止他人实施其专利的权利。于是，现行立法的调整方式便与我们通常的认识发生了矛盾，是否有必要也在专利法中引入“合理使用”制度呢？第三、知识产权是控制性传播权，则第一种行为因无传播故无侵权，而第二种行为显然当属侵权行为。
再以著作权为例，回到著作权法的第十条。
笔者认为，“控制性传播权”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在于可以把传统上所谓的著作人身权和财产权有机集合到一起，一体保护，通过保护著作权人的“控制性传播权”，即可涵盖传统上属于著作人格权范畴的利益。从此我们就可将著作权简单的看成是与物权、债权一样的财产权利。首先看发表权。显然，脱离开作品传播的发表是不存在的。一旦未经作者许可而公开其作品，实际上就侵犯了作者的“控制性传播权”。其次看署名权。从表面看，署名似乎与传播没有关系，但实际上，如果脱离了传播，那么虚假的署名就不可能为第三人所知，作者的有关利益也就不可能受到侵害。第三，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这就更好理解了。行为人可以自由修改他人作品，但如果将修改后的作品向不特定第三人传播的话，则必须得到作者的同意。举例来说，我们学习某学者主编的知识产权法教材，边看边做笔记，重要的知识点记下来，整个过程下来，实际上就是对整本书的一个缩写本。那么，这学生是否侵犯了该学者的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又或者改编权呢？应当是没有，只要学生不把该缩写本向不特定第三人传播即可。可是，按现行立法的规定，学生的上述行为应当是侵权行为，为解决此矛盾，立法者不得不又求助于“合理使用”制度。但如果采纳“控制性传播权”的概念，逻辑上似乎就通顺多了。接下来，传统上属于著作财产权范畴的那些权利----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等等，“控制性传播权”似乎均能较好地将各项权利内容涵括其中。对此，前文已多有分析，故不再赘述。
此外，“控制性传播权”较好的解决了权利穷竭的问题。前面已提到，为了弥补发行权与普通民事物权流转的冲突，“摸着石头过河”的知识产权法不得不又引进一项制度，谓之为权利穷竭。可如果将知识产权理解为“控制性传播权”的话，问题似乎就不存在了。张三在卖书给李四的时候，无疑是一种传播行为。由于在该书之上同时存有两个权利，张三的所有权和作者的著作权，故实际上一次完成的交付行为蕴含双重法律意义：就物而言，所有权发生转移;就作品而言，发生传播的结果。但就该传播而言，不构成所谓“控制性传播”，张三并非以著作权人的身份进行“控制性传播”;但假如张三是将书复印以后再卖给李四（无论卖的是哪一本），那么此时行为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张三就实质上处于了著作权人的位置，故构成侵权。这也就是为什么笔者不简单的将知识产权的核心权能概括为“传播权”的原因，避免将单纯知识载体的传播纳入到知识产权权利范畴之内。不过，究竟何为“控制性传播”，虽然笔者有一些思考（下文将会论及），但总体上还很肤浅，不成熟，有待进一步研究。 “控制性传播权”对于邻接权的权利内容同样有相当的概括作用，学生以为，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广播电台、电视台所享有的权利似乎均可概括为“控制性传播权”。

三、重构的目标和任务
重构的目标在于: 完成知识产权概念从描述、列举到定义的飞跃, 并以此为基础, 进而形成具备合理、有效规范功能、逻辑严密、具有开放性的知识产权法体系。
重构的任务是: 首先是对“控制性传播”概念的界定; 其次是对整个知识产权法相关规则、制度的全面调整。就“控制性传播”概念的界定来看，笔者的思路是结合两个方面的因素对其进行概括：一是从立法技术的角度出发，概念的界定应该符合逻辑规则，形式上自给自足;二是从法政策、法的社会调整效果的角度出发，概念的界定应当最大程度的实现全社会范围内的公平、正义，在尊重知识产权人权利的基础上充分鼓励“知识”的传播、使用，以实现知识产权法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杠杆作用。
基于上述“两点”考虑，可以将“控制性传播”初步界定为：向不特定第三人传播或以再生复制件的方式向第三人传播。第一种情形，向不特定第三人传播。比如，某人在自己家演唱他人作品，其为合法行为，不侵犯作者的著作权;某人请三五个好友到自己家里聚会时演唱他人作品，亦为合法行为，因为不存在向不特定第三人传播的情形;但某人若在公众场合演唱，则应当属于向不特定第三人传播，构成侵权。第二种情形，以再生复制件的方式向第三人传播。比如，某人买了一本影碟，回家后刻录了一张，然后将其中之一卖与或者赠与他人，则构成侵权。此处第三人是否为“不特定”不予考虑。
有必要指出的是, 在界定“控制性传播”概念的过程中, 很大一个障碍来自于商标权。按照通常的认识, “未经谓之商标注册人的许可, 在同一种商品上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属于侵权行为, 因此，商标权人享有的专有使用权其效力范围小于其禁止权的效力范围
那么, 如何让“控制性传播权”涵盖商标权的此种内涵呢？笔者认为, 长期以来为学界所认同的“商标权的禁止权效力大于使用权的效力”这一观点是不符合基本逻辑的。因为任何一种权利从逻辑角度分析的话, 必定包含禁止的内容, 基于同一个权利, 权利人的“可以为”和义务人的“不得为”本是一个问题的正反两面, 其外延应当是相同的, 所以法律无需画蛇添足再额外规定所谓的“禁止权”, 例如物权、债权、人身权等权利的界定中并无“禁止权”的身影,为何唯独商标权例外呢? 实际上立法者之所以违背基本逻辑做出这样的规定, 乃是不得已而为之。实践当中, 他人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近似的商标, 确实对消费者造成了混淆, 对商标权人的市场份额也确实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毫无疑问, 该种行为应当得到法律负面的评价。可问题是, 我们是否真的需要以违背基本逻辑的代价来做出相应的法律规定? 我们是否可以走另一条路呢?　　
笔者认为, 我们完全可以不用借助所谓“商标权的禁止权效力大于使用权效力”这样的说辞, 在现有法律体系下,对于“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近似的商标”这样的行为, 我们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即可对其进行有效的法律规制, 根本不需要“商标权的禁止权”这样的就概念。于是, 侵权行为在商标权领域便净化为“未经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商标”的行为, 至于其他权保护的范畴, 其与学界通常的认识相去甚远, 究其原因, 乃是的行为则交给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这样一来, “控制性播权”便可有效涵盖“商标权”的各项内容了。
知识产权法体系的重构是一个自下而上、由里及外的系统工程, 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尚多, 需要不拘一格、大胆创新的领域亦甚为宽广。笔者以此管见求教于诸位学界同仁，以共同致力于知识产权法体系的完善。

我国城乡贫困问题预测分析
（原载《中国社会保障》2005年9期）
文/柳 拯 郭洪泉 朱勋克

“十一五”时期，我国将处于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紧要发展阶段，是推进和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正确预测和分析“十一五”期间城乡贫困人口发展趋势，对于完善相关社会保障制度，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十一五”期间城市贫困人口趋势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市贫困问题日益突出。在各种贫困线计算方法中，以家庭为计算单位的最低生活保障线被普遍接受，国家据此建立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十五”期间，城市低保对象稳定在2200万人左右，基本实现“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在城市低保对象中，三无人员、下岗失业人员及其家属是城市低收入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最低生活保障线的确定考虑了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投入情况，低保对象的范围与当地城市贫困人口总数不完全一致，二者略有差别，但前者较为直观、全面地反映了城市的贫困状况。
我国城市贫困的原因较为复杂，既包括个人因素，也包括社会因素。前者如疾病、伤残、劳动能力、劳动偏好、就业机会等，后者如失业、劳动力市场壁垒、社会再分配制度等。我国现阶段城市贫困人群中，绝大部分因社会因素致贫。由于我国尚未建立起成熟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相关的利益调节和分配制度，影响城市居民收入的结构性、制度性因素仍然存在，“十一五”期间，我国的城市贫困问题仍然较为突出。
第一，失业问题将继续存在。失业是市场竞争和经济转轨的产物，也是贫困最主要的原因。相对稳定的职业和收入为城市低收入人群提供了现实的经济收入，保证了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反之，将陷入贫困。根据调查，下岗、失业是城市贫困的最主要原因。考察失业问题的主要指标是失业率。多项研究结果表明，当前我国城镇失业率应在7%左右（如莫荣在2002年通过对50余名国内学者和官员两轮调查得出的失业率为7.07%），已经接近国际公认的失业警戒线；“十一五”期间城镇就业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结构性失业难有大的改观，失业率必将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上。
第二，劳动力市场壁垒仍坚而不破。由于改革不到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存在许多制度壁垒，并在短期内难以消弭。经济资源的垄断、就业机会的歧视、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使不同行业、企业，不同就业方式下的同等劳动能力所获得的劳动报酬不一样，导致一部分人收入低下；同时，使不具竞争力的低收入劳动者的岗位“固定化”，他们难以通过改换职业而改变收入状况。失业人员再就业大多只能选择小商小贩、临时工等非技术性职业，收入较低，且收入增长率有越来越低的趋势。因此，对相当一部分劳动者来说，即使努力工作也难以改变低收入状况，他们中的一些人将成为城市贫困人群。
第三，再分配制度短时期内难以完善。我国的再分配制度由于制度设计缺陷、配套措施不到位等因素，预计在今后几年之内，难以完全发挥收入调节的功能。一方面，经济改革使城市低收入职工的福利性、物质性收入降低甚至取消，而原来由单位负担的大宗消费，如医疗、住房、养老等的支付责任转移到职工个人，使低收入者的消费负担超出其支付能力。另一方面，作为再分配制度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保障覆盖面窄、保障水平有待提高，城市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医疗、教育等基本需要难以得到有效保证。
第四，城市“新穷人”持续涌现。“十一五”期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保持增长势头。2006—2010年，平均每年新增劳动力966万，如按照70%的劳动参与率计算，平均每年新增劳动力供给676万，将有200多万人难以就业，形成城市“新穷人”。此外，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耕地被征用。据统计，全国现有完全失去土地，或失去大部分土地，所拥有土地不足以维持生活的被征地农民5000万人。由于征地安置补偿不到位，许多失地农民变成城市“新穷人”。随着城市化的加快、劳动力市场供给的有限性及相关改革的配套制度滞后，城市“新穷人”将维持一定规模。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以动态管理下的低保对象为参照，预计“十一五”期间，我国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城镇贫困人口数量将保持在2200万至2500万人之间，占城镇非农业人口的5%左右。这部分人员应全部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并成为医疗、教育、住房救助的重点对象。

“十一五”期间农村贫困人口趋势分析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农村地区存在大面积的贫困人口。目前对农村贫困人口的界定，多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群（相对贫困人口）为主。事实上，除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绝对贫困人口外，农村贫困人口还包括已获救助的特殊困难人群：一是已经享受生活救济而收入高于绝对贫困线，但必须继续救济，否则将陷入贫困的特殊困难人口。如许多地方的五保供养标准达1000多元，远高于绝对贫困线，但五保对象无收入来源，必须对其进行救济。二是部分经济发达地区收入高于绝对贫困线、享受社会救助的农村低收入人口。如北京、上海市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零，而2004年底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分别为7.5万和9.1万人。
农村贫困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除贫困农民居住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自身发展能力外，下列因素将影响我国“十一五”期间的农村贫困人口数量。
第一，惠农政策的有限性。尽管国家采取了一些有效战略措施，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但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偏远山区或老病残等困难群体的脱贫致富问题。同时，由于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的基础不稳固，农民脱贫的难度明显加大。根据黄季昆等人的研究，中国的大多数农产品价格已经超过国际市场的平均价格，而多数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也高于发达国家。农民依靠农产品价格回升带来收入增长和脱贫，当属不易。
第二，开发式扶贫的局限。国家针对贫困农民开展了大规模的、持续的扶贫运动，其思路经历了从“救济式”到“开发式”，从“输血”到“造血”的历史嬗变，逐渐探索出了“开发式扶贫”的新模式，但其效果不够明显。一是扶贫项目效益不高，一些地方对乱铺摊子、管理不当，只重脱贫的数量和速度，对贫困农民创收能力关注不足，效益不佳。二是扶贫贷款到村、到户、到项目难，一些地方出现了“贷富不贷贫”的现象。三是资金投向不均。开发式扶贫包括项目投资，修建基础设施，发展教育和卫生事业，改善生态环境等内容。但许多地方将实施重点集中在帮助农民和农村企业投资生产性项目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上，而对教育等关涉贫困农民自身发展能力的投资相对薄弱。事实上，近几年，扶贫资金每年都在300亿元以上，如果直接发放给2000万贫困人口，平均每人每年可获得1000多元，远高于绝对贫困线。
第三，农村社会救助对象稳中有增。农村税费改革前，“三提五统”承担了五保供养、农村低保等大量救助费用，救助对象一度达到2500多万人。农村税费改革后，救助经费来源渠道主要是财政投入，救助对象大幅缩减，一些贫困农民得不到相应的救助，生活较为困难。最近两年来，农村社会救助的投入和救助水平呈恢复性增长。2004年，已经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或特困户定期定量生活救济，因享受救济而脱离绝对贫困状态的有1730万人，2005年上半年为1786万人，增长3.3%。
综上所述，“十一五”期间，我国的农村贫困人口约为4000—4200万人，其中需要救助的绝对贫困人口约2000—2400万人（按照2000—2004年年均减少5%计算，2010年应为1920万人），已纳入常年救助范围（标准高于绝对贫困线）、需要继续救助的困难群众1850—2100万人（按照2004—2005年上半年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或特困户定期定量生活救济的人数增长3.3%计算）。

“十一五”期间特殊贫困人群趋势分析
城乡贫困残疾人口数量测算。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对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统计数据分析，目前我国有各类残疾人约6000万人，而且这一数量具有相对稳定性，其中贫困残疾人1372万，占全国6000万残疾人的五分之一多。目前，享受政府救助的残疾人为549.9万，尚有822.1万人没有得到社会救助。
生活困难的艾滋病患者、患者家属和患者遗孤数量预测。据卫生部统计，到2003年底，我国有艾滋病感染者84万人，到2010年，全国感染艾滋病病毒人数将达到1000万或更多。如按照艾滋病病毒平均潜伏期为8年计算，到2010年，我国艾滋病病人将达100万人或更多。有关专家测算，在艾滋病低流行的情况下，到2010年，我国将产生13.8万艾滋病孤儿；在中度流行情况下，将产生20万艾滋病孤儿；在高度流行情况下，将产生26万艾滋病孤儿。同样，艾滋病患者遗留下来的孤老也将达到10－20万人。由于治疗费用比较高，艾滋病感染者患病后往往造成家庭生活困难，而患者遗留下来的孤儿和孤老更是无所依靠，需要政府救助。
通过上述分析， “十一五”期间，我国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城镇贫困人口为2200－2500万人；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约4000－4200万人。城乡贫困人口合计为6200—6700万人左右，其中包括1372万贫困残疾人和270万生活困难的艾滋病患者、患者家属和遗孤。
2010年我国将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从“十五”期间我国经济与社会的统筹发展来看，社会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在“十一五”期间也将持续存在——消减收入差距，涉及到相关政策和制度的建立与完善，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取得明显效果。而我国在
基尼系数的变化、国居民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变化方面都处于相当危险的临界点。而贫富差距拉大必然会影响国内消费需求，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影响社会生产效率提高和资源有效配置，同时对对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一定影响。同时，贫富分化助长了社会上的无责任化倾向和信任危机，使人们的道德面貌发生了令人忧虑的变化，人际关系趋于功利化、冷漠化。据统计，2004年民政部信访总量持续攀升，群众上访数量居高不下，集体上访大幅增加。全年共办理来信11874件次，解答电话访10000余次，办理网上信访2500余次，接待来访10189人次。综合分析，全部信访案件中，超过一半的案件涉及到城乡各类特殊困难群众的生活安排。

国际上为解决贫富差距加大的经验做法
从国际上来看，人均GDP从1000美元增加到3000美元这个发展阶段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是非常重要、关键的时期。这个阶段可能有两个前途：如果制度完备、措施到位，社会能够保持稳定，国家可实现更加快速的跨越式发展；反之，如果各方面矛盾处理不好，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稳定等将使国家建设功亏一篑，发展停滞甚至倒退。为解决这一时期的贫富差距问题，各国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做法和经验有：
重视利用税收杠杆，建立公共财政，加大社会保障支出以缩小国民收入差距
在税收政策上，大部分国家都实行个人收入调节税，对高收入者课以较高税负，并征收较高税率的社会保障税，广泛筹集社会保障资金。同时，部分国家征收遗产税，鼓励公民将个人财产捐赠于社会公益事业，以调节收入不均。在财政政策上，大多数国家都实行公共财政政策，将国家财政支出侧重于维护社会公平，除一部分用以支撑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和进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外，重点投入义务教育、卫生保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公共领域。通过财政对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
表：世界各国社会保障支出情况
国家或地区 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社会保障税占中央政府经常性收入比重(%)
1980-1985年 1994-2000年 1990年 1999年
伊朗 2.6 3.9 8 8
新加坡 0.4 0.7
加拿大 8.2 9.2 16 20
美国 6.8 5.4 35 32
巴西 5.9 12.7 31 34
德国 13.1 16.9 53 48
罗马尼亚 6.9 10.6 23 34
俄罗斯 7.5 32
西班牙 12.8 13.0 38 39
在社会保险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南非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将救助事业放在了突出位置。
世界银行研究表明，由于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广大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社会保险事业比较薄弱。在这一情况下，发展中国家普遍对社会救助工作比较重视，社会救助资金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较大。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成立多民族民主政府后，注重发展社会事业，在社会保险制度尚未全面建立的情况下，南非政府把社会救助事业作为优先发展的重点，建立并实施了老年人救助、残疾人救助、老兵救助、儿童救助、社会贫困救助等救助制度，取得了良好成效。统计资料显示，近年来，南非政府不断提高救助标准，扩大救助范围，社会救助资金预算资金投入逐年增加。2000/01年度，南非社会救助支出（包括救助资金和社会救助工作所需支出）约占GDP的2%；2004/05年度占GDP的3%；2005/06年度的支出预计可达到GDP的3.4%，占政府总支出的13.5%。
对比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做法，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再分配功能亟待全面整合提升。以社会救助为例，2001－2004年，我国社会救助资金占GDP的比例不足0.2%，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不到1%，属于世界上社会救助资金投入比例最低的国家之一。
因此，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体系的过程中，全面评估并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不断修正相关社会保障制度，扩大保障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是现代化建设刻不容缓的要务之一，是缓解贫富分化的首选良方。其中，在“十一五”期间或未来十年到十五年内，全面建立和实施以扶贫济困为目的，保障城乡低收入人群基本的生活、医疗、教育等的基本需求，具有前瞻性、规范而缜密的社会救助制度尤为紧迫和必要——毕竟，让城乡低收入人群平等、充分地参与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就是尊重和保障他们的最重要的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