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形成于古代而兴盛于现代商业活动和金融领域之中，信用是民事主体履行义务的能力和信守诺言的意愿及其获得的社会评价。信用问题的产生源于信息不对称，通常状况下，信用是克服信息不对称的一个非正式的合约安排。证券市场需要建立一个良好的市场秩序，这个秩序一定要建立在一个良好的信誉机制之上。有了一个良好的信誉制度，投资者才会有一个稳定、长期的预期。中国证券市场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失信状况，不少上市公司诚信意识薄弱，不注重信誉的培养，违规违法操作肆无忌惮，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上市公司的失信行为就大量表现为信息披露违反公开原则，其信息披露存在着不真实、不充分、不及时等问题，如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严重失真、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数量极不充分、财务报表流于形式、预测信息离真实太远、上市公司所属机构的信息披露不完整、缺乏社会责任方面的信息披露、及时性不够、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信用缺失。提出要正确处理政府在证券市场中的角色定位、建设科学的处理证券市场问题的制度机制、健全失信惩罚制度、建立个人信用制度等。其中，上市公司的失信，很大程度上都可以归结为有关人员的失信行为。借鉴美国个人信用制度，可以为建立与完善我国信用制度提供一些有益的经验。

一、信用概念的简明界定

信用形成于古代而兴盛于现代商业活动和金融领域之中，是现代文明社会不可缺少而又相对独立的经济范畴、法律范畴和社会现象，被普遍认为是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主要社会资本。信用问题的产生源于信息不对称，通常状况下，信用是克服信息不对称的一个非正式的合约安排。从发生时间的角度来看，信息不对称可以分为事前的信息不对称和事后的信息不对称，前者容易存在逆向选择问题，而后者则容易存在道德风险问题。信用缺失实际上是欺诈性地追求自利。信用的重要作用在于减少交易费用，而信用的缺失则会增加交易费用，使得原本可以发生的交易不能够维系下去，社会发展也就会因此失去应有的动力。在经济学理论中，信用所涉及的民事主体的能力，不是一般性、综合性的经济能力，而专指以偿债能力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能力 [1]。简言之，信用就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能力，不用立即付款就获取资金、货物和服务的一种能力。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但信用却是金融领域主要研究对象，信用是金融学的中心内容。金融学基础教材中一般都有专章研究信用，如著名金融学家李崇淮教授主编的《资本主义货币银行学》第二章为 “信用与金融工具”，信用在金融中是指“借贷行为”，含义为“信用是一种以偿还和付息为条件的借贷行为，体现一定的债权债务关系。” [2]金融信用主要表现为信用工具，信用本身十分抽象，借助于凭证将信用体现出来，此种凭证即为信用工具。信用本身并非财富，也不能够创造财富，但却具有财富效应。经济学家认为，信用的行为可以减少社会交往的成本，是“商品，它们具有真正的经济价值，能够提高制度的运行效率”[3] 。信用主要以信用信息为载体，信用信息范围的界定是信用的核心内容之一。信用信息的范围体现隐私权、商业秘密与现代交易发展之间的冲突。一方面保护民事主体的隐私权和商业秘密是现代法律文明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随着现代交易的迅猛发展，民事主体获得了更多的消费和生产的便利，但是获得这个便利的代价之一则是在一定范围内公开自身的信息。公开的范围如何确定则可以从金融领域中受到启发。以证券市场为例，证券投资是授信行为，最为注重上市公司的信用，注重上市公司创造财富的盈利能力，而在贷款实际操作中，评价上市公司的信用所凭借的信息则主要为品德、资本和能力，随着金融发展和对风险识别能力和控制能力的提高，渐渐注重行业趋势、产业政策和社会环境等宏观因素，但信用信息的主题即是上市公司的分红派息的能力。
罗马法系中信用具有两重含义，一方面是指民事主体主观上是否具有值得他人对其履行义务能力给以信任的因素，另一方面指民事主体履行义务能力在客观上能被他人所信任的程度。在英美法系中信用直接进入交易活动的范围，作为在交易活动中民事主体所得的经济上的信赖。我们发现罗马法系与英美法系的对于信用的界定具有很多共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信用均是一种基于第三方评价而获得一种利益，只是英美法系直接将信用锁定在交易的范围，而罗马法系中的信用则广泛存在于多种领域 [4]。我国法学界对信用的诠释主要有以下四种代表性观点：(1) 认为信用乃基于人之财产上地位之社会评价 [5]；信用是在社会上与其经济能力相应的经济评价 [6]；信用是指民事主体所具有的经济能力在社会上获得的相应的信赖与评价 [7]。 (2)应指一般人对于当事人自我经济评价的信赖感，亦称信誉 [8]。(3) 信用是指对一个人（自然人和法人）履行义务的能力、尤其是偿债能力的一种社会评价 [9];是指民事主体所具有的偿付债务的能力和意愿而在社会上获得的相应的信赖和评价[10] ；信用是指民事主体所具有的偿还债务的能力在社会上获得的信赖与评价[11] 。（4）信用是一个人的践约和守信能力的多层次的社会评价[12] 。笔者认为，信用是民事主体履行义务的能力和信守诺言的意愿及其获得的社会评价。
诚实信用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也是各种民事主体实施市场行为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证券市场需要建立一个良好的市场秩序，这个秩序一定要建立在一个良好的信誉机制之上。有了一个良好的信誉制度，投资者才会有一个稳定、长期的预期。上市公司被公认为是证券市场的基石，上市公司质量的提高是证券市场长远发展的根本保证，但是缺乏公众有效监督、违背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市场机制只能使上市公司越来越缺乏前进的基础和动力，上市公司质量的提高就无从谈起。中小股东对他们提供的资金会不会被控股股东、董事会、经理误用、挪用的信心是证券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更大程度上广大中小股东才是证券市场的基石。

二、证券市场上市公司失信的表现形式

证券市场上，上市公司的失信行为形式多种多样，但是比较一致的表现是信息披露失实或是不披露应披露的信息。与证券市场相关的社会中介机构，也存在着诸多失信现象。与上市公司利益相连的地方政府，有的也有失信行为。其中存在的问题也是证券市场反映最大的问题。
１．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严重失真
真实性是指所披露的所有信息应当是公司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的真实反映，能够反映客观情况，不得有任何虚假成分。这是上市公司应遵循的首要原则，因为信息的真实性，是投资者判断证券投资价值的最重要的前提，也是保证证券市场健康运作的关键之一。信息的质量高低取决于披露信息的真实性与准确性。客观性要求义务主体所披露的信息系公司经营活动中实实在在发生的经济业务，真真切切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即义务人安全履行信息披露的真实原则。准确性是指披露的财务数据必须、准确，其计算方式、依据应统一，不得随意改动，内容表述应通俗易懂，不得故弄玄虚，或语义不详，引起歧义。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性与准确性是投资者利用这些信息进行投资决策的前提条件，也是信息披露制度的主要目的。在证券市场上，证券信息披露中的不真实信息种类繁多，表现现象各异，但依据证券法规定[13] ，可以将虚假信息分为虚假陈述、严重误导陈述和重大遗漏陈述三类[14] 。
(1)虚假陈述，指证券市场信息披露中存在虚构事实、伪造数据等内容。
1)虚构销售文件、数据。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是为了虚构利润，其操作手法有虚构销售对象、填制虚假发票和出库单以虚增资产、销售收入及其他收益。如银广夏公司，通过虚构交易对象、伪造销售合同、伪造出口报关单、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伪造免税文件和伪造金融票据等手段，虚构主营业务收入，虚构巨额利润达7.45亿元，其中，1999年虚构1.78亿元，2000年虚构5.67亿元。《财经》杂志2001年8月号《银广夏陷阱》一文揭示出这个带有高科技、西部开发、环保题材的优质“蓝筹股”，在2000年股份上涨44%的背后，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从而将为中国100多家上市公司承办这计业务的而又未能勤勉其义务的深圳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曝光于天下。深圳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在为银广厦财务报告审计时，未能勤勉其责，没有采取正确的方法对重要的应收账款进行发函询证，而是将询证函交给了银广厦公司；也没有采用分析性的审计技术来执行收入循环测试、现金及银行存款测试及成本分析，对于销售收入巨增而仓储费、运输费未相应增加等事实不作逻辑分析，为银广厦财务报告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此类手法虚构利润的还有大庆联谊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编造上市前3年财务报表，虚增利润1.6176亿元，1997年涂改缓交税款批准书，虚增利润0.4亿元[15] ；红光实业在招股说明书中虚构产品销售、产品库存，虚增利润1.57亿元；黎明股份，在1999年伪造销售合同、入库单、出库单、保管账、成本核算等，虚增利润1.53亿元；郑百文利用虚提返利、少计费用或费用挂账等手法在上市文件中虚构利润0.19亿元，在其后三年上市期间虚构利润1.439亿元[16] ；麦科特公司通过伪造出口设备融资租赁合同、材料和产品购销合同、进出口发票、海关印章等手段，于1997年虚构利润0.4亿港元，1998年虚构利润0.38亿港元，1999年虚构利润0.13亿港元，2000年虚构利润0.93亿港元 [17]。
2)会计政策使用不当。对于一些希望在会计账上做文章的上市公司来说，可以任意变更或使用不正确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手法，如长期借款利息可以计入开办费、在建工程、财务费用等。金路公司在1997年年报中，以多计资本利息、少转财务费用等手法虚增利润0.34亿元，2001年中国证监会对金路公司进行了查处并予以处罚，对出具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原四川德阳会计师事务所作出了没收20万元、罚款20万元的处罚，对签字署名的注册会计师也作了处罚，依据是原四川德阳会计师事务所没有履行勤勉义务，没有尽职尽责对其财务报表中的债务利息、利率、期限等各种负债的明细表进行审计[18] 。与此类似的情况还有不计或少提折旧、收支确认方法不当等。张家界公司采取提前确认收入、推迟结转成本，或者提前成本费用、推迟确认收入等方法对多宗土地转让协议进行会计处理，造成1996年收入虚增0. 79659亿元，1997年收入虚增0.4295亿元[19] ；大庆联谊在1994年年报中费用未计入当年损益，虚增利润0.1亿元，1995年年报中加工产品增量未销售收入当年损益，虚增利润0.1亿元，1996年年报中，会计报表合并不抵销内部交易，虚增利润0.09亿元；琼民源公司在1996年年报中，在未取得土地使用权情况下提前确认收入，虚增利润5.4亿元[20] 。
(2)严重误导性陈述，指信息披露中存在以似是而非、故弄玄虚的语言，容易使公众产生歧义性理解的内容。在证券市场上，会使投资者产生严重误导的会计信息种类很多，其中尤以盈利预测为最，他们经常使用的手法有不适当地预测未来销售量和采用不恰当的方式、方法。在会计报表中，未来销售预测也不是空口瞎说，需要用合同说话的，但有时一份假的合同、双方没有诚意的合同、内置“软条款”的合同都可以使会计报表化腐朽为神奇，充当虚假预测的帮凶。如1998年我国新上市公司有60家作了盈利预测，根据该年中期报告数据统计，中期完成全年预测盈利的比例超过50％的共有10家，1999年新上市的近60家公布中报的上市公司中，有近28家的中期业绩低于其盈利预测的50%。其中桦林轮胎、宝华实业和哈空调1999年上半年的净利润分别只完成全年预测的10．6％、15．3％和18.7％。尤其是宝华实业1999年预测每股收益高为0．678元；上半年实际只完成0．147元，盈利预测大为“缩小”。再如东方锅炉为了达到股票上市的目的，违反会计法律法规，对1992年至1994年的利润进行调整，编造虚假财务报告，在此基础上预测了未来具有良好的收益前景[21] 。由于许多中小股民对招股说明书上其他财务数据的理解和分析不在行，他们的投资多数情况下是参考每股收益和盈利而决定，因此要具体完善招股说明书中的盈利预测的规范，对盈利预测与实际盈利差距的允许范围及预测作出人的责任具体化，可在很大程度上要求预测作出人尽勤勉义务。
预测性信息的披露必须具有现实的真实条件和合理逻辑，并且本着审慎的原则做出。一旦客观条件发生变化，先前做出预测的真实条件和合理逻辑不再存在而使预测性信息变得不真实或具有误导性成分时，披露人有义务及时披露并更正预测信息；否则就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的嫌疑。不能仅以预测性信息本身的不确定性为理由放弃监管，无论披露的预测信息是法定披露还是自愿披露，如果预测未基于真实条件和合理逻辑，与事实有重大差距，并且确实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判断，则足以构成虚假陈述。预测失实是否构成虚假陈述，取决于该预测在预测时是否有合理基础和陈述者的主观状态。如果预测者明知其预测不可能实现，或不希望实践其预测，或根本不相信其有能力付诸实践，那么该预测为错误预测，构成虚假陈述。例如，美国的计算机科学公司于1970年1月23日公开了一份盈利预测报告，预测在该财务年度结束时（1970年3月27日）公司1.28万股股票每股收益1美元。事实上该年度每股收益仅41美分。预测与事实出现差距的原因是，该公司3年来投资开发一种新计算机系统，总投资将近1000万美元，此投资费用从该财务年度收入中扣除，但是该项投资开发最终失败。法院认为，判断该预测是否虚假陈述取决于计算机科学公司在作出预测时是否有合理的理由。鉴于在预测发布前，已有各种迹象表明该计算机系统开发将失败，法院因此认为此预测没有合理的理由和基础，所以是不真实的，构成虚假陈述。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

合同诈骗犯罪的成本分析与预防
韩豫宛

　　　在合同诈骗犯罪这一典型的经济犯罪类型中，犯罪的实施一般不是基于突然发生的感情冲动，犯罪分子在犯罪前通常要通过周密的、精细的分析和计算，进行犯罪行为的成本收益预测，权衡得失，选择是否实施诈骗，如何实施诈骗，尤其是在巨额诈骗案件中犯罪分子“理性经济人”的特点和智能性的特点表现得理更为突出。如果犯罪成本大于犯罪收益，犯罪则无利可图，犯罪将被扼制。因此研究合同诈骗犯罪的成本，通过提高犯罪成本而防范合同诈骗犯罪，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合同诈骗犯罪的成本构成及成本影响因素
　　合同诈骗犯罪的成本(C)，是指犯罪分子实施合同诈骗犯罪行为的全部支出，包括现实的支出和未来可能的支出1，具体包括：合同诈骗过程中的时间、劳动、费用开支(C11)；法律制裁的风险(C22)；合法经营的可得收益(C33)；社会对犯罪分子评价的减损和犯罪分子自身的心理道德损失(C44)，那么合同诈骗犯罪的成本C的形式定义可经表述为：C=C11＋C22＋C33＋C44
　　(一)合同诈骗过程中的时间、劳动和费用开支
　　合同诈骗过程中的时间、劳动和费用开支构成了犯罪分子的直接支出，其大小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诈骗方的资本信用等真实信息的市场公开程度，若公开程度则诈骗不易得逞。二是缔约对物的缔约能力、防诈骗能力和谨慎注意程度。近年来的合同诈骗犯罪案件中，单位受害人大大多于个人受害人，其中又以国有企业居多。究其原因与个人对自己财产所尽之较大谨慎注意不无关系。2三是私法为合同缔结过程中防范诈骗所提供的防范措施。合同诈骗以合同的存在为前提，与合同纠纷联系紧密，在诈骗结果发生前或诈骗得以确认前，无法确定合同的违法和无效，合同对即使是善意的一方仍然有约束力，如何使善意一方既能防止诈骗，避免因自己单方履行合同而受损失，又不致于因自己不履行合同而承担违约责任，私法规范必须提供救济的手段。例如：新合同法第66条规定同时履行抗辩制度和第68条规定的不安抗辩制度就有利于防范合同诈骗，使诈骗不易得逞而提高犯罪成本。
　　(二)法律制裁的风险
　　合同诈骗犯罪的法律制裁涉及私法责任(主要是赔偿受害人损失)和公法责任(主要是刑罚制裁)。法律制裁之目的，不仅在于对已然之违法犯罪的惩罚和对已经犯了罪的人的教育改造，也在于震慑意欲实施犯罪的人，使他们慑于刑罚之苦而放弃为恶的冲动，从而遏制即将发生的违法犯罪，即立足于对已然犯罪的惩罚，着眼于未然犯罪的预防，法律制裁的风险对预备犯罪的人构成了威慑力。
　　法律制裁的威慑力与制裁的严厉性、确定性、及时性三个要素有着密切的函数关系。
　　法律制裁的风险=f(严厉性×确定性×及时性)
　　刑罚的严厉性通过对犯罪构成的严格程度和法定刑的种类及幅度表现出来，即将什么样的行为定为犯罪。对犯罪规定什么样的刑罚种类和幅度。严厉性是刑罚制裁的首要特征，任何其它制裁手段，其严厉性都不如刑罚制裁，刑罚制裁正是因为具有这种最为严厉的强制性才使其功能得以发挥而有存在的必要。但是刑罚的严厉性不是随意的，其过与不及，即犯罪界限划定得过大或过小，相应的刑罚种类和幅度规定的过于严厉或轻缓，都会导致刑法资源的浪费或者投入不足，导致刑罚功能的扩张或低下，均不足取。刑罚过于严厉则会对犯罪人造成不必要不应有的伤害，导致犯罪人对社会的仇恨与报复，不利于其悔过自新、回归社会，而且过于严厉的刑罚也会遭到公众的不满和抵制，不能得到公众的支持；相反，如果严厉性不足，则会激发犯罪人的蔑视心理，不足以形成威慑，妨碍刑罚功能的发挥。
　　提高刑罚的严厉性的方法主要是放宽犯罪构成要件和提高法定刑，然而形诸法律文件中的法定刑范围并不足以威慑犯罪分子，他们更加关注罚与实施犯罪行为之间是否具有必然性，即犯罪受惩罚的概率以及适应刑罚与实施犯罪的时间间隔，也就是刑罚的确定性和及时性。
　　刑罚的确定性，表现为发现犯罪并对犯罪适用刑罚的概率，反映的是犯罪受到制裁的现实可能性，刑罚的威慑力不仅在于刑罚的严厉程度，还在于现实中刑罚适用的必然性程度。正如列宁曾经指出的：“惩罚的警戒或作用，决不是仅看惩罚得严厉与否，而是看有没有人漏网。”3即是否作到了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刑罚的及时性，表现为适用刑罚与实施犯罪之间的时间差。及时地惩罚犯罪，在人们对犯罪的危害记忆犹新的时候就展现犯罪与刑罚之间因果联系的必然性，有利于提高刑罚的威慑力，有利于减少受害人的损失。同时可阻止犯罪分子继续实施新的犯罪，防止其养成犯罪恶习，减少其对社会的危害。
　　法律制裁的风险，构成了犯罪成本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它与刑罚的严厉性、确定性、及时性有着正比例的函数关系，即严厉性、确定性、及时性越高，制裁的风险越大，犯罪成本自然也越高。
　　(三)合法经营的可预期收益
　　市场主体选择合同诈骗行为，是以放弃合法经营的收益为代价，合法经营的正常可预期收益构成了合同诈骗的机会成本，也叫选择成本。如果社会投资环境好，合法营利渠道多，合法经营的可预期收益率高，则放弃合法经营而选择合同诈骗的机会成本就高，故而将会有较少的人选择合同诈骗。反之，若合法经营阻力重重，丛生如棘，预期利润率低，则合同诈骗的欲望将膨胀，动因将增加。合同诈骗犯罪的收益(I)=合同诈骗犯罪的直接所得(I1)－诈骗过程的直接支出(C1)－付出同样支出从事合法经营的收益(C3)。若(C3)增大，则I相对减小，若C1＋C3接近或者等于、大于I1时，选择合同诈骗就将是“不划算”的，甚至是极亏本的。
　　合法经营收益率的影响因素较多。主要有：法律对合法经营的保护力度税收及各项政府的管理费用负担、经济周期、市场不确定性因素等。当前，税外收费名目较多，使企业不堪重负。另外，企业对各类许可证和专项审批规定过细过繁，反映强烈。
　　(四)社会对犯罪分子评价的减损和犯罪分子自身的心理道德损失
　　犯罪分子实施合同诈骗的最终目的在于改善自己的生活，提高自己的效用。而在生活的效用函数中，来自社会的评价，内心道德的自我评价，良心的安适或谴责占据一定的份额。若此种精神的、道德的、社会的评价在社会公众生活效用函数中所占比例越大，则犯罪的成本越高，犯罪的欲望越降低、动因越小。这一成本主要是受社会道德状态影响。除此之外，另一重要因素是人口流动性等社区结构状态4。在社区结构较为稳定，人口流动性较小的地方，人群中彼此较为熟悉，道德的束缚力强；反之，道德的束缚力弱，犯罪率也将随之率低或升高。
　　近年来我国社会道德控制力减弱与社会转型密不可分，一是在农村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过程中，大批人口由农村走向城市，人口流动频繁，人际交往的频度和强度减弱，社区结构稳定性减弱，在由“熟人的社会”变成“陌生人的社会”的过程中，社区的凝聚力减弱，城市社区生活趋于个性化，道德的、舆论的约束力、控制力减弱5。二是新旧经济体制交替过程中，原来的工作单位、组织纪律等社会规范的约束力减弱。三是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不仅仅削弱政府的组织性和工作效率，更严重的后果是腐蚀着全社会的道德风尚，导致社会道德颓废。
二、提高合同诈骗犯罪的成本，预防合同诈骗犯罪的具体措施
　　(一)提高市场主体的缔约能力、防诈骗能力，加强自我防范
　　市场主体对缔约对手资信状况的了解和保持谨慎注意，是防止合同诈骗的第一步。针对当前单位受骗多于个人受骗，国有资产受骗多于私人资产受骗的现象，及受骗方工作人员与诈骗方内外勾结进行诈骗的现象，国有企、事业单位应进一步完善岗位责任制、项目责任制等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加强内部控制管理，在企业内部建立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严格执行国家的财政、会计制度，对于签订合同的预付款、定金，实行会计监督，经济往来坚持钱货两清原则，使财会工作规范化、制度化，以防止犯罪分子利用预付款、定金进行诈骗犯罪。加强企业内部的人事管理制度，建立必要的人事档案，对于有前科、劣迹的人应审慎录用。，同时做好私法与公法的协调，在民法、公司法中应增加和完善从业人员对业主的忠实诚信义务的有关规定，完善有关职务代理法律责任的规定。市场主体应通过学习，掌握运用抵押、质押、留置、不安抗辩、同时履行抗辩及行使合同撤销权等法律途径，防止受骗，减少损失。
　　市场主体在签订合同前应对缔约对手进行选择与调查。调查对方的资信状况，主要包括：第一，对方的经济状况，如注册资本、实有资本、资产负债情况、经济效益情况、经营内容经营水平、生产能力和技术设备等；第二，对方的商业信誉情况，如产品质量、履约能力及以往的履约率等。对资信状况的调查，一般可通过下列途径进行：第一，通过银行调查，这是在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中常用的方法；第二，通过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专业性咨询机构进行调查；第三，通过当地的律师事务所进行调查；第四，在国际贸易中，可通过驻外机构进行调查；第五，通过与其有贸易关系的第三方进行调查。
　　(二)作好市场主体有关信息的公开
　　现代企业信用的核心是资本信用，为保证交易安全，我国具有较系统的工商登记管理制度；公司法规定了法定最低注册资本金制度，规定了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规定了关联企业、关联交易的特定会计准则，其目的在于尽量公开与市场主体资信状况相关的信息，并通过广告法规定了广告应当具有的真实性，防止通过广告发布虚假信息。然而，现实中企业虚假出资、注册资金不实、发布虚假信息、中介服务机构出具虚假证明文件的情况屡有发生。企业多立帐户，纳税帐户与管理帐户、存款帐户与支付帐户之间不统一的情况严重，有关部门之间缺乏信息沟通，极大地阻碍了市场信息的公开。为交易安全计，上述领域应进一步整顿，使之规范化，如严格执行公司的成立条件，必要时可“揭开公司的面纱”，直接追究公司设立人的责任等。
　　(三)通过提高刑罚的确定性和及时性，加大法律制裁的威慑力
　　我国新刑法将合同诈骗从作为侵犯财产罪之一的诈骗罪中分离出来，单列罪名，归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扰乱市场秩序罪中。新刑法第224条关于合同诈骗罪的规定，与旧刑法第151、152条相比，法定刑下限由“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变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上限为“无期徒刑”，没有变化；增加了“罚金”刑，反映了对经济犯罪加强财产处罚的现代刑罚趋势。
　　在刑罚严厉性既定的情况下，刑罚的确定性和及时性对于刑罚的威慑力至关重要。就合同诈骗而言，发现犯罪和确定犯罪分子并不难，难点在于犯罪分子大多潜逃而使刑罚难以及时实施，而当刑罚最终确定实施的时候，犯罪分子通常已将赃款藏匿或挥霍，致使受害人的损失无法弥补。正因为如此，刑罚的确定性和及时性对于合同诈骗犯罪的惩治和预防而言，意义尤为重大。
　　提高刑罚的确定性和及时性的关键在于司法队伍提高素质，提高工作效率，严格执法。否则受害人将由于追究犯罪旷日持久，费用高昂，而丧失对公力救济的信赖，不愿配合，而使追究打击犯罪更加困难。因此，公安、检察机关不断提高侦察破案的效率，提高调查取证的能力，审判机关及时作出判决，各地司法部门应克服地方保护主义，配合协作，解决执行难的问题，使罪犯尽可能快地受到刑罚的制裁。
　　(四)增进国际间司法交流与合作，惩治和预防跨国合同诈骗犯罪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对外贸易、海外投资等国际经济活动日益增加，跨国合同诈骗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与合作是有效防止和控制跨境、跨国犯罪的重要措施和手段。通过加强国际间的司法交流和合作，缔结双边、多边条约的形式，确立“或引渡或审判原则”，十分必要。该原则的基本含义是：对于国际公约、多边或双边条约所列的国际性犯罪行为，各缔约国如在其领土内发现被指控的犯罪，有义务予以惩治，要么将罪犯引渡到对其有管辖权且提出了引渡请求的国家，要么在不引渡的情况下，将罪犯提交本国主管当局起诉。积极开展跨国犯罪的研究，努力探索未来新形势下控制和打击跨国合同诈骗犯罪的有效对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
　　(五)推动社会改革，为合法经营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社会本体(具体讲就是社会的制度、经济、文化等结构)的建设和完善，是社会自我克服犯罪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6。较长一段时间以来，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腐败和吃拿卡要，及低工作效率，官僚主义作风，“不行贿办不成事”等问题，不但使合法经营得不到应有的保护，而且使其负担加重，合法经营的预期收益率大大下降，从而激发了一些人铤而走险进行经济犯罪活动。这是经济犯罪较为深刻的社会根源之一，是靠刑罚所无法根本克服的社会问题。必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在当前的政府机构改革过程中，要进一步转换政府职能，规范约束政府管理行为，政府机构各项收入透明化、公开化，加强廉政建设7。另外，由于公权力的介入所形成的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及行政垄断等都不利于企业的合法经营。总之，要通过改善投资的法制环境，使合法经营者有利可图。
　　(六)提高商业道德，重建市场信用
　　预防犯罪的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优良道德对预防犯罪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合同诈骗不仅是信用危机，也是道德危机。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良好道德传统的优秀民族，然而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历史大变革时期，各种思想观念，各种道德规范正在激烈地争斗和较量。我们既不能不切实际地鼓吹小农经济下“耻于言利”的道德准则，因为它已为历史所淘汰而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也不能提倡“人不为己天洙地灭”的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思想。新型的社会主义商业道德，其基本目标是促使市场主体现性地追求自身利益，其核心是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寻求义与利的平衡，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的协调，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协调。符合全社会每个人利益的诚实信用原则，其确立和深入人心，既需要法制的保护，也需要漫长的市场碰撞、磨擦、冲突、选择和积淀。坚持不懈地进行法制教育，进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进行精神文明建设，保障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正确引导社会文化变革，实现社会价值的重整，对于预防合同诈骗犯罪具有深远的意义。
　　
　　
　　注：
　　1这里的“成本”系经济学的成本概念，其内容大于会计成本概念，包含机会成本。
　　21985年单位被骗的占全部受害者37.16％，1987年占31.88％，1988年占31.22％，俞雷主编《中国现阶段犯罪问题研究(总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0页。
　　3《列宁全集》，第四卷，第356页。
　　4社区是指聚集在某一地域的社会成员或其群体所形成的相互交往与关联的社会共同体及其活动的领域，是构成社会整体的一个单元，也是相对于整个社会的一个小社会，社区具有人口、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式等项构成社会的基本要素。
　　5参见《迈向二十一世纪的犯罪预防与控制》，康树华主编，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444页。
　　6参见《犯罪学》，储槐植等著，法律出版社，1997年10月版。
　　7政府部门的预算外收入，隐性收入“小金库”，分别被称为第二财政、第三财政，其数额分别与财政、税收收入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