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强制执行/应松年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5-18 19:02:09   浏览:8218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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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行政强制执行

中国法学 发表时间:199803

一、行政强制执行的概念

行政强制执行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履行行政机关依法所作行政处理决定中规定的义务,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强制其履行义务或达到与履行义务相同状态的行为。

1.行政强制执行以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履行行政义务为前提,在一般情况下,这种不履行还必须有不履行的故意。不履行行政义务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从事法律所禁止的行为,如在规定不得建筑住宅的土地上建立住宅;另一种是,不履行规定必须履行的义务,如应纳税而不纳。两种情况都属行政强制执行的范围。

2.行政强制执行的目的在于强迫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履行行政义务。因此,强制执行应以行政义务为限,不能超过当事人所承担的行政义务范围。

3.义务人拒不履行行政法上的义务,是行政强制执行的前提,但该义务产生的依据,即行政强制执行的基础是什么?历史上曾经长期存在争论。大陆法系国家早期曾主张包括行政处理决定和行政法律规定两类,近期行政强制执行的趋势,倾向于仅以行政处理决定为根据,不再以法律规定为直接依据。


4.行政强制执行的主体是行政机关还是司法机关,两大法系有重要区别,其源在于对于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的认识,普通法系国家从来把行政强制执行权看成是司法权的一部分。行政机关当然无权实施行政强制执行,但大陆法系中很多国家则历来将行政强制执行权看成是行政权的一部分,由行政机关自行执行。不同的是,德奥等国早期曾将行政强制执行看成是行政权的组成部分,无须法律特别规定;近期则有重大变化,行政机关是否有行政强制执行权,尚须法律特别规定,这是顺应民主潮流和保护公民合法权益观念日益发展的必然趋势。(注:二战前德日行政法学者均肯定行政处分具有公定力、拘束力、确定力及执行力。因此。行政处分权当然包括命令权与执行权。行政强制执行无须根据法律之特别规定。如19世纪时普鲁士学者安休斯(G.Anschiite)、
布伦诺(K.Brunner)均持此说。 其后德国著名行政法学家奥托·麦耶尔(Ot to
mayer)进一步予以发展,认为行政权依法发动之命令,原则上即应包括强制执行力。“警察所下之命令乃国家之行为,其与某人对债务人所做之请求截然不同。用强制之方法以求(命令目的之)实现乃当然之理”。


日本著名行政法学家美浓部达吉也持此说:“基于公权力之国家意思,其本身既已具备执行力,吾人应认为直接强制可不待法律之特别规定,该行政官署当然有权予以执行。”(《日本行政法》上,1936年版,第336页)。

二战后,随着民主的发展,这种观点受到责难,西德著名行政法学家佛鲁斯特霍弗(Frnst Forsthoff
)在分析了行政权与公民的关系后,认为“无例外的,应固守一个原则,即行政权仅能在具体之情况下且为法律所承认者,方得行使强制手段。”此后,德国学者一般都认为,应把行政的命令权与实现命令之强制执行权视为各自独立,互不牵连的行政行为,两者都须有其法规上之根据,这才符合行政法上最基本的原则——依法行政。


日本田中二郎教授也持上述见解:“行政强制,不问其为行政上之强制或行政上之即时强制,均因以人民之身体及财产之侵害为其内容,因此近代法治国家若须执行行政强制则非有法律上之根据不可。……下令与强制为各别之行为。”(《行政法总论》1965年第380页),
当前日本学者大都持此说。)

我国关于行政强制权的归属,已由长期实践形成制度,并在《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中加以规定,大致可归纳为: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为例外的基本制度。

二、行政强制执行与民事强制执行和行政处罚的区别
(一)行政强制执行与民事强制执行

行政强制执行与民事强制执行,作为强制执行,有许多共同处,对某些国家来说,行政强制执行与民事强制执行并无实质区别,它们都是司法权的一部分,如美国。对另一些国家而言,虽然行政强制执行与民事强制执行是分开的,但行政强制执行在内容与方式上也都是从民事强制执行仿效而来,如德国。从我国具体情况看,行政强制执行与民事强制执行的区别在于:

(1)从执行主体看,
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主体在一般情况下为人民法院;但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也可以是行政机关。这与民事强制执行的主体只能是司法机关不同。
(2)从执行依据看,行政强制执行的依据是行政处理决定,
即使在由司法机关强制执行的情况下,其执行依据也是行政处理决定。而民事强制执行的依据是已经生效的人民法院或仲裁机关的判决、裁定或调解等法律文书。
(3)从执行对象看,行政强制执行的对象比较广泛,可以是物,也可以是行为和人身。而民事强制的对象仅限于物。
(4)从执行结果看,行政强制执行不存在执行和解,
只能强迫义务人履行义务;民事强制执行则可以执行和解。(注:应松年主编:《行政行为法》,人民出版社出版,第525—526页。)
(二)行政强制执行与行政处罚的区别

行政强制执行与行政处罚的共同点在于,都是因当事人不履行法定义务所引起的。但当事人不履行法定义务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此法定义务非履行不可,由此引起行政强制执行,如纳税,当事人不履行纳税义务的,必须强迫当事人履行;另一种情况是,此义务已不可能再履行,故只能给予行政处罚,使其记取教训,以后必须履行义务。如违反交通规则,闯红灯,此时只能科以罚款,使其以后遵守交通规则,不可能强制执行。从性质上说,行政处罚是对不履行义务的当事人科处新的义务,而行政强制执行则是要对不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强迫其履行原来的义务。这是行政强制执行与行政处罚的一般分界线。当然,行政强制执行中的代执行和执行罚也有科以新的义务的内容,但这种科以新的义务的目的,仍是为了履行原行政义务,并不以科以新的义务为结束。这是法律在设定处罚还是强制时必须注意的。实践中,也有以处罚代替强制执行的,即以处罚代替当事人必须履行义务的情况,如有些地方对农民侵占集体土地建房,行政机关不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除,而是以收取罚款结案,这实际上将起到怂恿违法的作用,是不可取的。


此外,行政处罚的种类和行政强制执行的种类很不相同。行政处罚主要运用警告、罚款、没收财物、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以及行政拘留等手段;行政强制执行则采取代执行、执行罚、强制征收以及直接强制等手段。由于行政处罚都是一次的承担义务,因而在行政处罚难于执行时,尚需以行政强制执行为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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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一稿多投产生的原因及其合理性

谢智燕

摘要: “一稿多投”是指作者把自己的作品同时或者先后发给不同的出版社或其他媒体,即多次使用同一作品的行为,是著作权法赋予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在当今网络时代,不准一稿多投是落后文化,势必影响信息传达。现阶段,是应该根据新形势制定新用稿原则的时候了。
关键词:一稿多投 优先发表权 专有出版 格式条款 学术评议

一、 一稿多投产生的原因及其现状
长期以来,对于文人来说,一稿多投是仅次于抄袭的不道德行为,一旦被人发现,立刻会招致别人的口诛笔伐。几天前,《青年与社会》杂志刊登了 “不受编辑部欢迎”的“黑名单”。榜上20位有名者均因一稿多投或剽窃而被谴责。笔者认为,文坛剽窃早已臭名昭著,怎么谴责封杀都不过分。但将一稿多投与剽窃混为一谈,却令我不得其解。
所谓“一稿多投”是指作者把自己的作品同时或者先后发给不同的出版社或其他媒体,即多次使用同一作品的行为。信息时代的到来,给copy一派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也给一稿多投者提供了无限的契机。一稿多投一直受到各路媒体的一致谴责,其原因无非就是争夺优先发表权,稳定和扩大读者群。目前,颁布的法律在没有规定作者一稿多投权利的情况下,却赋予了出版机构多次使用同一作品的权利。其所着力保护的不是作者的权利而是出版机构的权利,这固然与其“计划经济”遗留色彩有关,更与以人为本的现代立法思想格格不入。
笔者认为,一稿多投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一) 法律无明文禁止一稿多投
我们经常在媒体上看到关于例如“对一稿多投的稿件一经发现,不发稿酬”的声明,这让笔者不明白,既然录用了人家的作品几已经证明了该作品符合出版和报道宗旨,并以发表的方式肯定了作品的优劣,即接受了作者关于发表的授权,就应该给予稿酬。实际这种声明类似于合同中的格式条款,其法律效力是要质疑的。《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是合同当事人地位平等,合同订立必须遵循自愿公平原则,其中还特别强调,“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因此,此声明只是一种行规,违反了法律保护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规定。
从权利和义务一致的法律原则上认识这一问题,我认为,既然出版机构有权利对一些好的作品多次反复再版,作者自己就更应该有权一稿多投。甚至还可以反过来,只有在法律肯定作者有权一稿多投的前提下,才能赋予出版机构再版的权利。
(二)编辑期普遍较长,作者权益得不到保障
现在多数报刊包括某些网站都规定:来稿一律不退,愈三个月未见采用通知,作者可自行处理。在这种情况下,作者不能及时收到编辑的确认信件也是导致一稿多投的重要原因。学术论文并没有很强的时效性,一篇稿件上半年可以发,下半年也可以发,但对于一些时效性很强的(如杂文、评论)的稿件,如果投出去后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别说三个月就是拖三天,恐怕也会成为明日黄花。作者的心血也因为“过期”而作废。所以,无奈之下,大多数作者被迫选择一稿多投,不是故意想多挣些稿费,而仅仅是希望把辛辛苦苦写出来的稿件发表出来而已。
(三)中国的学术评议制度和渗透在学术界的“关于人情”风气
相信包括各编辑人员在内的“文人”,都有过面临晋升职称、教授、拿学位等要发文章的经历。以教育界为例,研究生博士生的顺利毕业,其中一个主要的条件就是论文的发表。试想,中国的博士三年毕业的大有人在(至少四年基本上都可以毕业),手头没有6、7篇文章不能毕业。屈指可数的几家省级、国家级刊物成了文人争夺的战地。在这种制度下,一稿多投既然可以极大的提高论文产出,又怎么能不受学生老师们的“厚爱”呢?
另外,由此产生的学术腐败同样逼迫着多数作者一稿多投。许多教授导师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学术圈子”,也大都担着某某杂志报刊的主编、编委,发文章毫无障碍。那么,对于大部分“硬关系”的导师、学生,就不得不选择一稿多投这个终南捷径,希望“大面积播种,总有一个地方开花”。坏的制度可以使坏人更坏,也会使好人变坏,打击个别人的学术腐败,其最终目的还是要建立健全一个好的学术监督和评议制度,否则其结果就如我们政府的每一场反腐败斗争---斗争越严,腐败分子却越多。
(四)编辑及媒体的不负责任
首先,对于一篇好的作品,媒体之间会频繁转载,而极少会主动付费给作者。出版社拥有无数次的使用权,而相反的作者只有一次,面对“不能一稿多投”的行规,作者的权利又在哪里?难道就在于千方百计地去寻找全国乃至全世界未经许可使用自己作品的事实,然后再到法院去索赔?孤身一人的作者面对众多的出版机构显得苍白无力。与其被多家报刊转载而得不到权益保障,到不如自己一开始就一稿多投,这无疑是很多作者一致的想法。所以,要解决一稿多投的问题上,除了一味的谴责作者,要求作者自律之外,媒体同样应该自律。在刊登和转载文章时,做到充分尊重作者的权益,及时主动的给予联系和付款。
第二,作为报刊、杂志的编辑,如果无法防止作者一稿多投,那至少可以防止一稿多发。一篇稿件的出笼,往往要经过好几个编辑的手,只要每个人都经常关注和浏览别家报刊的文章,防止一稿多发就不是难事。况且,也有益于取长补短,提高自身水平。

二、 浅析一稿多投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一)从立法思想上看
《著作权法》第一条规定:为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同时,从《出版管理条例》的规定可知,新闻出版工作存在的价值在于建设、传播和发展先进文化,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和民族凝聚力。两者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对先进文化的传播和繁荣。
对于一篇能被多家报刊采用的作品,其凭借的固然是它的质量和文化传播的价值。好的思想和文化当然是影响越大越好,当今报刊多如牛毛,各类报刊都有自己的读者群(如专业报刊)和发行范围(如地市级报刊),一篇好文章在多个媒体发表,受惠的是读者,既然“好书不厌百回读”,那么好文也应不厌百回发。禁止一稿多投就相当于好的思想文化扼制在固定的区域和范围里,这显然违背了信息时代的文化传播宗旨和立法思想。
第二,从著作权法方面看
首先,著作权人对作品享有发表权和使用权,作品的发表只有一次,使用却有无数次。一稿多投正是著作权人行使其使用权的行为。同时,著作权法规定:作品的发表权、使用权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及其死亡后五十年;使用他人作品应当同著作权人订立合同,合同有效期不超过十年,期满可以续订等等,其中并没有不许作者一稿多投的文字。试想,如果作者对自己的作品只能使用一次,保护期合同有效期为什么要如此之长呢?
其次,新《著作权法》第32条第2款规定,凡是著作权人向报社、杂志社投稿的作品刊登后,除著作权人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外,其他报刊可以转载或作为文摘资料刊登,但应当按照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也就是说,对于好的作品,即使作品一稿一投,同样有多家报刊发表的可能,唯一不同的就是剥夺了作者的合法权益,而片面强调和保护了出版机构的权利。公平与否,不言而喻。
最后,作者的作品交由出版社出版,联系双方的法律形式是出版合同。同样的,作者投稿也是授予报刊使用权的行为,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根据出版合同的规定,两者应约定者作权人授予的使用权时何种性质,是专有使用权还是非专有的。报刊社若想取得专有出版权,在接到作者投稿后,笔者认为就应该及时与作者俩西,不与联系的可视为“不要求取得专有出版权”。当然这种专有权的取得必须以增加稿酬为对价。笔者曾查阅国家版权局编的《实用著作权知识问题》一书(1996年版),其中规定,“对于不要求取得专有出版权的报社、杂志社,作者可以将一篇稿件同时投给其中若干家刊登。”而现实中,大多数报刊杂志都属于此类,都不需要取得专有出版权。
第三,从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看
言论自由,只要不违法,就不用受到时间和地域的限制。一种言论和一种思想在浙江可以发表,到了北京也同样可以;几年前的文章到了今年照样可以发表,只要能够通过编辑的审察。一个愿投一个愿发,有何不可呢?报刊、杂志本身就是提供大家畅所欲言的地方,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控制和禁止合理并且具有文化价值的东西的合法传播。
第四,从一稿多投的游戏规则上看
在一稿多投问题上,作者大部分都有自己的“底线”,在实际操纵中,对于全国性报刊、同城报刊,或读者群有交叉的报刊,一般不会漫天撒网。通常会选择一城一投,或者一省一投。现在,报纸数以万家,8版、16版,乃至32、64版的报纸比比皆是,读者圈子各有不同,即便一篇时评同时出现在几家报刊上,除非特别关注时评,重复读到的机会甚少。至于《成都晚报》、《北京日报》的读者,更不能看到《杭州日报》。所以,一稿多投无可厚非。

结语: 在我国现阶段,是应该根据新形势制定新用稿原则的时候了。“加大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力度。高度重视互联网的作用和管理。”我认为这其中就包括根据我国现状,改革用稿制度,应该倡导“一稿多投”。一方面促进编辑人员的水平,一方面给作者以公道,“一稿多投”就应该认文部认人。
“加强科学知识普及工作,破除愚昧迷信,倡导科学精神和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深入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加快发展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各项事业,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创作出更多反映时代风貌和人民愿望的优秀作品。”请认真地一字一字的看下来,如果还不改变用稿原则,仍然不准“一稿多投”,就上面这些任务,哪个能完成?

参考文献:
刘春田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8月版
李显东 《知识产权纠纷法律解决指南(常见纠纷法律解决指南丛书)》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4年1月版
费安玲 《知识产权法案例教程》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4年1月版
韩世远 《合同法总论》 法律出版社 2004年4月版
《实用著作权知识问答》国家版权局 1996年版
《出版管理条例》 2002年2月日起实施


噪音纠纷如何了断?

张智育


亲戚来信求教,其难以忍受某处噪音恬燥。综合概括,并为之分析如下:

案情:

  某居民楼邻街,正对一大型“夜总会”,因不堪忍受”夜总会”每晚深夜而来的噪音,该楼四单元60户共同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该夜总会立刻停止噪音污染,赔偿损失。法院以原告与被告的相邻噪音纠纷未经当地环保部门处理,裁定不予受理。

分析:

  本案涉及相邻噪音纠纷,法院的裁定不正确。

  相邻噪音纠纷是相邻双方因噪音问题发生的权利义务争议。《民法通则》第83条:“不动产相邻双方应该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精神,正确处理截水、排水、通行采光等方面的相邻关系。并于第124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该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依据上述规定,相邻噪音纠纷符合民法中相邻关系的特征,属于民事法律关系的争议,即相邻一方在生产、经营中应当对另一方负有不得以超过标准噪音影响他人正常生活的义务,对相邻一方超标准噪音影响到正常生活的,另一方有主张停止制造噪音污染、赔偿损失的权利。因此相邻噪音纠纷具有民事可诉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音污染防止法》第61条规定:“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有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环境噪音污染防治工作的监督管理部门、机构调解处理,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依此可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环境噪音污染防治工作的监督管理部门、机构调解处理与当事人之间就相邻噪音纠纷的问题提出民事诉讼是一种可供选择的关系,即涉及相邻噪音纠纷环保护部门的调解处理不是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必经程序,当事人依法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应当受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