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人大常委会


深圳经济特区规划土地监察条例



（1995年11月3日深圳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1995年11月13日公布 1996年1月1日起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职责与管辖
第三章 立案、调查与处理
第四章 强制措施与执行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深圳经济特区（以下简称特区）规划、土地和房产的监察工作，保障规划土地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特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规划土地监察，是指规划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对单位和个人执行、遵守规划、土地和房产（以下统称规划土地）的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并依法对违反规划土地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查处的活动。
第三条 深圳市人民政府规划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主管部门）负责特区规划土地监察工作。主管部门的派出机构（以下简称派出机构）在主管部门的领导下，负责辖区内的规划土地监察工作。
规划土地监察机构，是主管部门设置的专门负责规划土地监察工作的职能机构，配备专职的监察人员。
第四条 主管部门依照规划土地法律、法规独立行使规划土地监察职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规划土地监察工作应当遵循合法、及时、准确的原则。查处规划土地违法案件，应当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量罚准确，符合程序。

第二章 职责与管辖
第五条 监察人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熟悉规划土地监察业务和规划土地法律、法规；
（二）密切联系群众，树立为人民服务、为企业服务的思想；
（三）忠于职守、坚持原则；
（四）秉公执法、清正廉明，模范执行法律、法规；
（五）经过培训并且考核合格。
第六条 主管部门及派出机构履行下列监察职责：
（一）监督检查规划土地法律、法规的执行和遵守的情况；
（二）受理对规划土地违法行为的检举、控告；
（三）调查处理规划土地违法案件；
（四）对下级管理部门履行规划土地管理职责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五）协助有关部门调查处理对规划土地管理工作人员打击报复的案件。
第七条 主管部门及派出机构行使下列监察权：
（一）对单位和个人执行、遵守规划土地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检查，向被监察部门和有关人员了解情况，查阅、复制或调取与被监察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
（二）对违反规划土地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调查，责令被监察部门和人员停止正在损害规划土地法律关系的行为，责令有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监察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必要时，可以依法采取查封、扣押等行政强制措施；
（三）对依法应给予行政处分的国家工作人员，向其所在单位或主管部门或行政监察部门，提出给予行政处分的建议；
（四）对规划土地违法行为和土地侵权行为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行政处理；必要时，可以对两层以下（含两层）的砖混结构或简易结构的违法违章临时建筑物、附着物、在建物（以下统称临时建筑）实施强制拆除。
第八条 主管部门管辖特区发生的重大、复杂案件，派出机构管辖本辖区内发生的一般案件。
前款所称重大、复杂案件是指违法占地、非法买卖转让土地，其土地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或改变功能、增加容积率，其建筑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的案件。
第九条 主管部门可以直接查处派出机构管辖的案件，也可以将其管辖的案件交派出机构查处。
第十条 派出机构发现所查处的案件不属于自己管辖时，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派出机构或直接移送主管部门。
第十一条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派出机构因管辖权发生争议的，由争议各方根据谁先立案谁查处的原则，协商解决；协商不一致的，报请主管部门指定管辖。

第三章 立案、调查与处理
第十二条 监察人员在行使监察职权时，应佩戴统一的监察标志，出示监察证件。
不按前款规定行使职权的，被监察人有权拒绝接受监察。
第十三条 主管部门及派出机构应当建立定期检查制度。可以对监察对象执行和遵守规划土地法律、法规情况进行全面检查，也可以对监察对象活动的全过程进行事前检查、事中检查和事后检查。
第十四条 主管部门及派出机构对具备下列条件的违法行为，应当予以立案：
（一）有明确行为人的违反规划土地法律、法规的事实；
（二）依照规划土地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当追究行政法律责任；
（三）属于主管部门或派出机构监察范围。
主管部门及派出机构对群众举报的案件，应予受理。举报可以用书面或口头方式。受理口头举报案件，必须详细纪录，经核对无误后，由举报人签名或盖章。
第十五条 主管部门及派出机构对符合立案条件的，应在十日内立案，并填写立案登记表，指派承办人。对不符合立案条件的，不予立案，并将原因告知交办案件的上级单位、案件移送人或举报人。
第十六条 监察人员是案件的当事人或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与当事人有其他利害关系，应当回避。监察人员的回避，由主管部门或派出机构决定。
第十七条 立案后，监察人员应当及时调查。收集、调取的证据范围包括书证、物证、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现场笔录、视听资料、勘验笔录。
第十八条 监察人员可以收集、调取与案件有关的原始凭证。原始凭证可以复制，但复制件应与原件核对后注明“经确认与原件无误”字样，并由出具人签名或盖章。
第十九条 监察人员可以询问案件当事人、证人。询问应当由两名以上监察人员进行。询问应当制作笔录，监察人员和被询问人员应当在笔录上签名或盖章。被询问人拒绝签名或盖章的，应当在笔录上注明。
第二十条 监察人员有权进入现场并使用勘验仪器进行勘验。勘验现场应当制作勘验笔录。
第二十一条 主管部门及派出机构在查处案件过程中，发现违法行为仍在继续的，应当发出《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违法行为人事停止违法行为。
第二十二条 案件调查结束后，主管部门或派出机构应根据事实和法律、法规，分别情况予以处理：
（一）无违法事实或主要证据不足的，撤销案件；
（二）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三）对依法应给予当事人行政处分的，按人事管理权限向其所在单位或主管部门或行政监察部门提出追究行政责任建议书；
（四）当事人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主管部门或派出机构决定给予当事人行政处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二）案件性质；
（三）违法事实；
（四）处罚依据；
（五）处罚内容；
（六）申请复议的机关、期限或起诉期限与受理的人民法院；
（七）作出处罚决定的时间。
第二十四条 违法案件的调查处理，应当自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完成。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期完成的，经主管部门或派出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一个月。
第二十五条 主管部门或派出机构向当事人送达有关法律文书，应当直接送达当事人。当事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交其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或收发部门签收；当事人是自然人的，交其本人签收，本人不在的，可交其同住成年家属或所在单位签收。
受送人拒绝签收的，送达人应邀请有关人员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执上注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盖章，将文书留在当事人的收发部门或住所，即视为送达。
采取上述方式无法送达的，经主管部门或派出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登报公告送达。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天，即视为送达。

第四章 强制措施与执行
第二十六条 主管部门及派出机构在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对与法律行为有直接关系的财物，可以采取查封、扣押等行政强制措施。
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或提前解除行政强制措施，应当经主管部门或派出机构负责人批准。
第二十七条 主管部门或派出机构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应当向当事人发出经负责人签发的《查封决定书》、《扣押决定书》，并可以向有关单位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
第二十八条 主管部门或派出机构执行查封、扣押时，应制作查封、扣押清单一式两份，由监察人员和当事人及其他在场人员签名后，交当事人一份，主管部门或派出机构留存一份。
第二十九条 被查封的财物，由主管部门或派出机构加封封条，任何人不得擅自动用。
被扣押的财物，主管部门或派出机构应当妥善保管。
第三十条 被查封的财物，主管部门或派出机构可以委托有关单位和个人保管，保管费由被查封人支付。但主管部门或派出机构查封错误的，保管费由主管部门或派出机构支付，造成被查封人经济损失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赔偿。
第三十一条 查封、扣押的期限不得超过三个月。特殊情况需要延长期限的，应当经主管部门或派出机构负责人批准，但延长期不得超过二个月。
第三十二条 对违法违章临时建筑物、附着物及在建物，主管部门或派出机构作出限期自行拆除决定后，当事人拒绝执行的，可以实施强制拆除。
对违法违章临时建筑物，经调查和公告通知后仍不能确定业主或使用者的，主管部门或派出机构可以组织拆除。
第三十三条 主管部门或派出机构决定实施强制拆除的，应当在执行强制拆除前十天发出强制拆除通告，并张贴在被拆除的建筑物的显著位置。
第三十四条 主管部门或派出机构在实施强制拆除前，对被强制拆除的建筑物、附着物、在建物，应当制作勘验笔录。

勘验笔录应当包括被拆除建筑物、附着物和在建物的名称、结构、建筑面积、装修标准等项内容。
第三十五条 主管部门或派出机构实施强制拆除时，应当通知当事人或其成年家属到场。拒不到场的，不影响强制拆除的执行。
强制拆除的费用，由当事人承担。
第三十六条 主管部门或派出机构实施强制拆除时，应当根据被拆除物的规模和需要，通知公安、工商、税务、水电、运输、通讯、消防等部门和单位派员到场协助实施强制拆除。有关部门在收到《协助执行通知书》后，应当按时派员到场并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各自的职责。
第三十七条 违法违章建筑物被拆除时，敷设于违章建筑的建筑物设备，应当一并拆除。室内存放的物品，应以书面通知违法违章建筑物所有人自行迁移。逾期不迁移者，由主管部门或派出机构代执行。所搬出的财物无法交予当事人的，由主管部门妥善保管，并公告当事人认领。
三个月后仍无法交予当事人或无合法所有人认领的，按确认无主财产的法律程序处理。无主财产按《深圳经济特区财产拍卖条例》有关规定处理。所得款项扣除保管、拍卖、变卖等费用后仍有剩余的，缴交市财政。
第三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主管部门或派出机构应当中止强制拆除：
（一）人民法院裁定或复议机关决定停止执行强制拆除的；
（二）第三人对强制拆除提出异议，经审查认为确有理由的；
（三）主管部门或派出机构认为应当中止强制拆除的其他情形。
中止强制拆除的情形消失后，应即恢复实施强制拆除。
第三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主管部门或派出机构应当终止强制拆除：
（一）人民法院判决或复议机关决定撤销拆除决定的；
（二）被强制拆除物的当事人已自行将违法违章建筑物、附着物拆除的；
（三）主管部门或派出机构认为应当终止强制拆除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条 强制拆除执行完毕，执行人员应当制作执行笔录。执行笔录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当事人姓名、职业、住所或名称、法定代表人姓名、职务等；
（二）被执行强制拆除物的名称、地点；
（三）强制拆除的时间、过程；
（四）执行强制拆除人员、见证人员签名或盖章；
（五）制作执行笔录时间。
第四十一条 对依法受到限期拆除的违法违章三层以上（含三层）的砖混结构或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物，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限期拆除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主管部门或派出机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除。
人民法院接到主管部门或派出机构《申请强制拆除执行书》和据以执行的行政决定文书后，应当即时指派执行员了解案情，并通知被执行人在指定的期限内履行。逾期不履行的，强制执行。
人民法院应当自接到《申请强制拆除执行书》之日起二个月内作出强制执行或不予执行决定。
第四十二条 当事人对主管部门或派出机构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或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对派出机构行政处罚决定或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可以向主管部门申请复议；对主管部门行政处罚决定或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可向深圳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机关申请复议。当
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主管部门或派出机构行政处罚决定书或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三条 法人和其他组织拒不执行主管部门或派出机构的处罚决定的，主管部门或派出机构可以对其法人代表或单位主要负责人处以1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并责令其限期执行。
第四十四条 拒绝、阻碍监察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由主管部门或派出机构提请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进行处罚；以暴力或暴力相威胁抗拒强制拆除的，公安机关应当协助采取强制措施，并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主管部门及派出机构在履行规划土地管理职责中，有违法活动的，任何单位或个人都有权检举、控告，由有关机关依法予以查处。各级政府及主管部门应对举报有功人员和单位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四十六条 规划土地监察人员在监察活动中有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滥用职权行为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七条 主管部门及派出机构以及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因越权审批、无审批权而擅自审批等违法行为造成单位和个人合法权益损害的，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并追究其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经济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中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违法违章建筑物，是指未经规划土地主管部门或派出机构批准，未领取建筑许可证或临时建筑许可证，而擅自新建、增建、改建、扩建或临时用地逾期不拆除的建筑物。
（二）违法违章在建物，是指未经主管部门或派出机构批准，未领取建筑许可证或临时建筑许可证，而正在擅自建造的建筑物及附着物。
第四十九条 深圳市人民政府可以依据本条例制定实施细则。
第五十条 本条例自1996年1月1日起施行。
本条例施行前实施的有关规定与本条例相抵触的，以本条例为准。



1995年11月13日
国际投资法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发展——兼论我国的应对措施

黄琳 王瑜


【内容摘要】本文分析了在经济全球化这一背景下国际投资法的新发展。我国是利用外资的主要国家之一，国际投资法的变化发展必然对我国外国投资法带来重要的影响。我们应研究国际投资法的发展规律,从而完善我国的投资立法。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国际投资法　自由化　国家主权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浪潮日益高涨，它对各国的经济、社会、文化、法律等方面，都带来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在这一背景下，探讨国际投资立法所面临的一些新问题，分析我国外资立法可采取的应对措施。
一、国际投资法的全球化问题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国的相互依赖性增强，从商品贸易、资本流动到技术转移、服务贸易和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生产，各个领域都存在国际性的经济合作和政策协调。国际投资法的全球化，是指调整国际私人直接投资的相关法律的一种趋同化的过程，它是全球化在国际投资法领域的具体体现。国际投资法的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国的外资立法相互吸收、相互渗透，从而逐步趋于一致。国际投资法的全球化来源于法律的全球化。法律全球化不是一种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立法，而是指各国法律趋同化或曰统一化的过程。就国际投资法而言，全球化主要表现在：
1、 国际立法的协调。
国际投资法由国际法律规范与国内法律规范组成。从国际立法的角度看，国际投资立法相互间的协调性日趋明显。首先，边投资条约的数量迅速增加。从1994的700多个到2001已增加到1700多个。众多的双边条约形成了一张庞大的双边投资条约网，将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纳入了它的调整范围,并通过最惠国待遇条款，使得各缔约国从中所获得的权利义务趋同化。其次，双边投资条约形式的趋同化。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双边投资条约的形式包括《友好、通商和航海条约》、《投资保证协定》、《促进与保护投资协定》等。虽然各国的样板条款在具体内容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都涉及到受保护的投资与投资者及投资者的待遇标准和争端的解决等问题。因此,双边投资条约形式的趋同化,有利于条约内容的协调,使各国缔结的条约内容也趋于同一化,促进国际投资法的统一,这对强化国际直接投资的保护、推动国际投资法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外国投资法的移植、融合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东道国的外国投资法由于政治体制和经济因素的影响而存在巨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妨碍了国际直接投资的进行。
90年代以前，世界上存在两大各具特色的法系：社会主义法系和资本主义法系，这两类国家对待外国直接投资的态度各不相同。但90年代后，苏联解体，俄罗斯、东欧国家选择了资本主义制度，而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也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制度。两类法系国家经济体制的趋同，使 得法律制度也表现出趋同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采取移植、借鉴的方法，将资本主义法系的一些比较成熟的规则吸收到自己的法律之中。这样，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各国外资立法的精神、基本原则趋于一致。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外资立法也存在差别。由于历史的原因，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上存在的巨大差距，使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外资立法时，倾向于对外国投资实施管制政策。为了营造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掌握主动权，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框架内展开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通过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行动纲领》等一系列决议，力图建立一套新的、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特别是国际投资法律制度。但这些运动不久又陷入了低潮。而80年代的债务危机，90年代世界经济一体化潮流的加强，特别是随着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全球性竞争的加剧，迫使发展中国家重新审视自己的外资立法，而采取了以国际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为中心的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修改其外资政策与立法,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正趋于形成共同的政策标准。为了完善本国的投资环境，增强吸引外资的竞争力，发展中国家也开始接受发达国家的要求，外资立法中的一些内容，开始向发达国家外资立法的标准靠拢,表现得尤为明显的，是关于市场准入、投资及投资者的待遇标准、投资争议的解决等重大问题的规定。
国际投资法所表现出的上述全球化或曰趋同化的趋势,是国际投资法发展的必然规律。国际投资法,特别是东道国外资立法内容的不一致，必然影响投资者对其投资行为法律后果的预见，增加了投资风险，不利于一国投资环境的改善。经济全球化，使国际分工进一步加深，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且经济体制也开始趋同。这些都为国际投资法的统一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国际投资法的自由化问题
全球化的加强，除了促使国际投资法趋于统一外，还有国际投资法自由化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道国的外资法、双边投资条约和多边投资公约，都显现放松对国际投资管制的趋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纷纷修改外国投资法，开放市场、放松管制、加强对外资的保护，提高外资的待遇标准，以增加吸引外资的竞争力。
1、市场准入度的提高
市场准入度的提高，首先表现在允许外商投资的行业、范围的不断扩大。一般而言，一国为了保证本国安全，都会对外商投资的范围、行业进行分类管制，比较成熟的做法是：将所有行业划分为禁止投资、限制投资、允许投资和鼓励投资四类。近年来外资自由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禁止、限制投资行业的范围不断缩小，允许、鼓励外商投资的范围则不断扩大，原来禁止外资进入的领域不断向外资开放。其次，东道国的外资审批制度也在不断简化。提高市场准入度的另一表现，就是减少、取消对外国投资的履行要求。
2 、投资待遇标准的提高
投资待遇标准的提高，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国际投资立法的实践中，提出新的待遇标准，对外国投资提供更高的保护水平。公平待遇标准、最惠国待遇标准和国民待遇标准已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但在近期双边投资条约及多边投资立法中，又提出了一些新的投资待遇标准：“标准待遇”，“最低标准待遇”。第二，扩大已有待遇标准的适用范围，扩展对外国投资的保护领域。例如在早期的投资条约中，通常规定国民待遇只适用于缔约另一方的投资和与投资有关的活动，而1994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更进一步扩展了国民待遇标准的适用范围，不仅将国民待遇扩展适用于市场准入阶段，还扩展到投资的方式、产品的销售和对投资的处置等方面。与国民待遇标准适用范围扩大相适应，最惠国待遇标准的适用范围也被扩大。
国际投资自由度的提高，还表现在透明度原则的引入。在世贸组织的TRIMs协议和GATS中，都明确规定了透明度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其成员应迅速公布有关的法律、法令,以及适用的程序、行政裁决和司法决定，并履行相关的通知义务。这些规定虽没有直接赋予投资者任何实体权利，但由于增加透明度有助于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因此该原则对国际投资自由化所起的推动作用不容被忽视。
三、国家经济主权的弱化
虽然国内学者对国家经济主权弱化的态度不一，但在国际投资法领域，甚至推而广之，在国际经济法领域,国家经济主权被弱化却是一项不争的事实。
首先，东道国调控外资的立法权遭限制。依照传统，外国资本自进入东道国时起，应完全受东道国内国法的支配,东道国政府有权依本国经济发展目标制定相关法律，对外国资本进行管制。但进入90年代后，这一权力明显受到双边及多边投资协议的制约。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市场准入问题。依传统的国际投资法，市场准入纯粹是一个国内法问题，东道国享有专属立法权，能独立决定市场准入的范围与程序，80年代之前的双边、多边投资条约均不涉及市场准入的自由化问题。进入90年代，世贸组织的GATS, 将市场准入问题纳入其规范、调整的范围, 并要求其成员通过双边或多边的谈判, 确定各自的服务业对外资开放的具体部门, 并将其写入承诺表, 使其成为ＧＡＴＳ的一部分, 产生法律强制力。因此, 东道国通过国内立法对市场准入进行调控的能力受到的削弱。
其次, 东道国对外资的管理权也受到限制。第一, 确立高标准的外资待遇标准, 扩大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的适用范围, 规定“标准待遇”、“最低标准待遇”这些新的待遇标准; 第二, 要保证外国资本的自由转移。例如《多边投资协定》(草案)还进一步规定, 东道国应保证相关信息及数据的自由转移。第三, 投资争议解决的强化。传统的投资争议解决均要求首先寻求、利用东道国的当地救济, 而当代投资争议解决的最突出的变化，就是寻求投资争议的非东道国救济，投资者可绕开东道国而直接发动国际救济程序。
四、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外资立法的价值取向
我国已建立并正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决定了我国必然融入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之中，而加入世贸组织则极大地加快了这一进程。国际投资法的上述变化，最终必然在我国外资立法中得到反映。为此，我国应：
1、加强全球化对国际投资法及我国法律影响的理论研究。经济全球化是时代的产物，经济全球化每推进一步，都需要有新的法律规则来规范和调整，这必然导致同传统法律理念和制度的冲突，这就需要法学理论来解决。况且经济全球化也带有一些负面影响，我们应当认真研究，通过制定适当的法律，减少、消除对我国的不利影响，使我国能在这次全球性的投资法律调整的过程中，制定出具有科学性、前瞻性的投资立法，占得先机、把握主动权。
2、正确对待经济主权弱化这一问题，不能盲目地对此持抵制态度。毫无疑问，主权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没有主权，就没有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西方学者鼓吹的“‘主权’是一个有害的字眼”，这种极端的观点固然应当摒弃，但主权的让渡与坚持国家主权之间并不必然存在矛盾。事实上，国际法，国际经济法，国际投资法每一个前进的脚步中，都留有主权让渡的痕迹，例如加入世贸组织，就要接受TRIMs协议、GATS的约束，等等。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让渡的前提应是经过平等协商，由主权国家自愿作出的，并能从中获得某种合理的补偿。因此，对当前国际投资法领域出现的弱化经济主权的现象，我们不应持怀疑、抵触的态度，而应主动适应此种环境，寻求在此情形下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策略、措施。
3、采取相关措施，适应自由化的潮流。首先应逐步开放市场，提高市场准入的程度。历史已反复证明，一味的保护并不能提高某一产业的竞争力。我们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对行业进行分类，将那些能与跨国公司竞争的行业列入第一类自由化产业，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延伸到此类产业的市场准入阶段；将具有一定竞争力但与大型跨国公司还存在一定差距的行业列入第二类自由化产业，而完全没有竞争力、需要暂时给予保护的行业归入第三类自由化产业,将不对外资开放的部门列入第四类非自由化产业，然后每2至3年根据产业发展状况进行一次调整。其次，简化我国的现行审批制度，减少市场准入的阻力。我国现行的个别审查制过于严格，审批时间也较长，审批部门、环节过多，且部分审批权下放，容易引起宽严度不一的问题。具体做法可结合上述行业分类和投资方式的不同，适用不同的审批程序。对属第一类自由化产业的投资实行申报登记制，对属第二、三类自由化产业的投资，则仍实行审查制，但实行自动许可，如审批机构未在法定的审批期限内完成审批程序，该申请视为已获得许可。同时，收回下放的审批权由中央统一行使。
4、提高对外资的保护标准，改善我国投资环境，以增强我国引进外资的竞争力，引进我国亟需的高质量外国投资。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利用外资的质量在不断提高，但仍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外资仍然主要来源于港澳台地区，欧美外资在我国高质量的投资仍然没有满足我国的需求。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国对外资保护的标准不够高，没有满足大型跨国公司的要求。
提高对外资的保护标准，我国可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对国有化及其补偿作出明确承诺，二是切实实行国民待遇。外资的国民待遇可分为准入阶段的国民待遇和准入后的国民待遇。对准入前的国民待遇，由于对我国的影响深远，且还不是国际义务，在完成对我国投资立法的相关改革之前，可暂不实施，但对准入后的外国投资,则应全面实施国民待遇。我国已在民事权益的保护、行政司法救济方面给外资以国民待遇，但在宏观管理方面我国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应修改我国的外资立法，将国民待遇扩展到收购、企业的扩张、管理、经营、营运、销售及其他对投资的处置方面。

参考资料：
从双边投资的条约的实践看,《促进与保护投资协定》至少有德国型与美国型的分别,两种类型的投资协定在内容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余劲松主编《国际投资法》法律出版社.
参见《多边投资协定》（草案）第四章.
李龙:《经济全球化与法学的演进》《中国法学》2002第一期.


作者简介：黄琳（1981－）,女，汉族，重庆奉节人，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部04级国际法专业国际经济法方向研究生。
王瑜（1981－），女，汉族，贵州毕节人，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部04级国际法专业国际经济法方向研究生。